“我这辈子只能干导演，

干不了别的。”

大热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的导演徐纪周，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受四五家媒体的采访，他的时间被切割、打散，一些不太常规的时段也被利用起来。

《环球人物》记者与徐纪周的见面就约在2月一个工作日的中午，北京东三环的一间会客厅。这里是《狂飙》制片方的办公场所，不远处，一家烤鱼店的外墙上印着剧中台词：“告诉老默，我想吃鱼。”

在采访前的寒暄中，徐纪周偶然提到，自己现在每天通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连轴转身体吃得消吗？“我这不正坐在你面前嘛。”这名70后导演穿着印有“狂飙”字样的黑色帽衫，眼睛闪闪发亮。

他2000年入行，从《打黑风暴》《反黑组》（又名《誓言》），到2006年前后的《狙击》《捍卫》，再到如今国内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电视剧《狂飙》，23年来，他担任过多部涉案剧的编剧、导演。

 

一颗故事种子的萌发

这是一个除夕夜。

鼻青脸肿的男人坐在公安局审讯室里，对面的年轻刑警刚工作不久。几个小时前，年轻刑警把正在打架的男人铐了回来，随后他才知道，男人是被欺负的一方。

同事送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年轻刑警拨了一些给男人，男人哽咽地吃着：“这么多年没人瞧得起我，今天你拿我当人，不管你怎么想，这辈子我都认你是恩人。”

这是年少的徐纪周构思课堂作业时脑海中蹦出的画面。那时他20多岁，正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读书，除了上课，业余爱好就是写剧本。他想，这幕一定是一部长剧的第一场戏，再往后走，年轻刑警和男人互为镜像，缠斗一生。不过怎么“往后走”，他还不知道。

直到2019年，这颗故事种子才发了芽。那时徐纪周正在拍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开展了一年多，广度、深度、力度前所未有。他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国内能拍这类题材的导演，“直觉会有人找我拍一部”。果然，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他， “当时我已经想好怎么拍了”，徐纪周很快答应下来。

在学生作业中沉睡了20多年的两个人物开始苏醒。年轻刑警有了名字，叫安欣，任职于临江省京海市公安局，鼻青脸肿的男人叫高启强，是一名菜市场鱼贩，他们相识于2000年的除夕夜。

这之后，高启强为了筹措弟弟开店急需的资金，从一个黑恶团伙手里接下教训人的任务，可还未动手，目标人物就在池塘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他没有报警，秘而不宣，领取了商定的酬劳。店铺如期开业，高启强也在黑恶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安欣数度想拉他一把。在菜市场街尾的炒粉摊，两人比邻而坐，高启强给安欣擦拭筷子，安欣为高启强写下阅读书单，其中一本，就是日后被高启强屡屡研读的《孙子兵法》。

后来，当所有嫌疑都指向高启强，两人再次一起吃饭，位置变成了面对面。高启强点了最爱的猪脚面。家长里短的闲聊里其实是自首与否的交锋。高启强拍拍肚子走出面馆，安欣却被告知证据不足，无法实施抓捕，他愣在原地。

·高启强（左，张颂文饰）和安欣（张译饰）坐在一起吃面。（视频截图）

吃饭的戏是徐纪周最满意的部分，“我们拍的、写的，所有都很满意”。扫黑并不意味着天天拿枪互相顶在脑门上，吃饭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仪式，饭桌是情感流动之处。

猪脚面是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提议的。剧本原来写的是吃牛肉面，生长在广东的他告诉导演，猪脚面更符合取景地广东的地域特色。

后来时常出现的早茶也是徐纪周有意为之：“你看高启强经常弄一大桌自个儿吃，孤独寥落，什么都有了，家人反而没了。”

“以前提起黑社会的形象，就是大金链子小手表，现在早不是那样了。”徐纪周说，所以高启强后来常穿不起眼的灰色夹克——跟官员接触，如果穿得张扬，对方会觉得这个人早晚出事，继而敬而远之。他在采访时见过好多涉黑涉恶人员，“往那儿一坐你感觉就是普通人，气场很弱的，这样他才能跟官员交往”。

黑恶势力拉拢腐蚀干部的手段如今也更加“细水长流”。徐纪周说起剧中安欣的同事、刑侦支队队长李响：“领导叫你吃饭，你一次不去、两次不去，三次不去合适吗？去了之后交代你办点小事，给你个加油卡你不收吗？收了这回，下次可能让你办一件麻烦的事，几次就拉过去了。”

这是采访调研中看到的真实情况吗？“比这狠！”徐纪周说。只要有家庭，有些事就会成为“软肋”。

比如老人病危，赶上ICU排队、手术排队，对方一通安排：明天进ICU，后天开刀。“你难道不让老人去？做完手术，人家请你吃个饭，叫上院长、主刀大夫，你去不去？去了之后，人家什么都不会说，隔两天，请你办个事，在你职权范围之内，不违规。办完后人家再请你吃个饭，你去不去？有这样的交往，一来二去，关系就建立了。这是真实情况。”徐纪周感慨，许多当政的理想主义者就这样一点点沉沦。

所以安欣必须是孤儿，没有妻子和孩子，不给高启强任何攻破的入口。“以前扫黑剧主要呈现暴力冲突、犯罪奇观，但在《狂飙》中我们想告诉观众，黑恶势力是怎么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的每一条肌理。”

扫黑除恶难就难在这里，再加上“保护伞”盘根错节，办案人员需要处处谨慎。徐纪周在广东采访时见过一位政法干部，30多岁，满头白发，谈及一些尚未结束的扫黑工作时，能感受到对方明显的戒备心，“他也在审视你”。《狂飙》中40岁就头发花白的安欣，原型便出自这里。

戏里2021年扫黑除恶转向常态化、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后，临江省派出指导组入驻京海，安欣与指导组组长徐忠等人初次见面时，顾左右而言他，不肯直言，也是源于徐纪周和那位政法干部的交谈经历。

安欣被任命为指导组副组长前夕，他和高启强又一次一起吃饭。在一家高档茶餐厅，一大桌广式早茶横亘在两人之间。饭前他们不约而同地掏出药丸，一颗是维他命，一颗治神经，主角青春不再，正与邪的较量也来到尾声。

《狂飙》的最后，失去庇护的高启强团伙被一举铲除，盘踞京海多年的黑恶势力被连根拔起。“我们想让大家明白黑恶势力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终结它。”在这部片子里，徐纪周把想说的全说了， “掏心掏肺，各方面全交代了”。

 

和安欣一样

徐纪周所说的“各方面”，涵盖了他入行20多年来积攒的技术、经验和思考。

他是1997级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为了获得这个身份，他用了3年。第一年，导演系没有招生计划；第二年，笔试过了，但面试表现得“太狂”，说一句就被考官批一句，“知道砸了”；第三年，还考吗？

“考啊，我就想当导演。父母没少骂，但他们管不了，能怎么办？也不能脱离关系。”他“哈哈哈”地笑着：“我这辈子只能干导演，干不了别的。为什么？因为我‘神经病’啊，和安欣一样，轴！”

这份执拗源自他高中看香港电影时的美妙体验，那些“乒乒乓乓的”枪战片让他可以待在录像厅里一整天不出来，“太喜欢了，就想自个儿拍”。

租录像带一天要花10块钱之多，而且“没那么多好片”。备考期间，徐纪周天天跑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影音室看片，看完回家写影评。他请中戏的老师开书单，“一堆戏剧书，也没地儿买去，就跑到北图借”，看坏了颈椎，到现在也不能久坐。

1997年的面试，他收起自己的“狂”，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感觉“比现在播到现象级爆剧还开心，人生出路一下子打开”。大学4年，徐纪周不停地写剧本，中戏的稿纸一页550字，数不清写了多少页。

“当导演就得自己写剧本”，为此他还在课堂上和老师争执过，被斥“放肆”。大三，他拿着两个剧本四处投，其中一个被导演高群书注意到。

“本子写得挺好，但是没法拍。你要想当导演呢，我们正在做一个纪实公安片《中国刑警》，你去采访，写出来的东西要是还行，就让你当导演。”高群书抛出橄榄枝。

有活儿干！徐纪周“高兴坏了”。2000年暑假，他去公安局采访、看卷宗，“哎呦真是开了眼了”。那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治安环境较为复杂，初出茅庐的徐纪周顺利通过考验，做了两集分集导演，也对这时期国内的犯罪活动有了直接认知。

21世纪初，打打杀杀的黑恶势力犯罪并不少见，特点是用“硬暴力”获取经济利益，犯罪形式公开化。

2000年12月11日，中央决定从2000年12月到2001年10月（后延长至2003年4月）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这也是中国首次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

这期间，徐纪周再度和高群书合作，担任单元剧《打黑风暴》的编剧。里面的案子由公安部选定，都是涉黑大案。

徐纪周去案发地采访，走一圈下来，对这些案件的整体感受是“好勇斗狠”：街上谁跟谁骂一句，打电话摇人（俗语，指双方产生矛盾后，呼叫更多的熟人、帮手以壮声势），过来拿个“喷子”（指霰弹枪）把人打了——“你看高启强就不干这么‘傻’的事儿，太扎眼了”。

·电视剧《打黑风暴》海报。

打黑除恶的队伍也开始建立起来，具体称谓各地有所不同。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肖军做过调研，有的称“刑警（刑侦）支队某大队”，有的名称更具体，像“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打黑除恶大队”等。“专门化的犯罪需要专业化的侦查机构来应对，这是侦查主体设置的规律。”肖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在徐纪周2004年的故事里，这支队伍叫“反黑特别行动组”，由俞州市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成立。这时候，对手也“升级”了：姜武扮演的“黑老大”薛良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以此为掩护倒买倒卖文物。反黑组将计就计，用假文物引出薛良，一举剿灭。

“从暴力到非暴力，从非法行业经营到看似合法经济实体获利等转变，《反黑组》反映出的黑恶势力变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肖军说，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必然现象。

这种变迁在徐纪周2006年的一部扫黑剧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曾在监狱中度过大半生的黑帮元老、习惯用砍刀拳头说话的暴力团伙和“貌不惊人，甚至有些土气”的中年老板姜冠宇，他们代表着一座城市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不同层级。剧集的名字叫《捍卫》，这是接下来的故事。

·电视剧《反黑组》。（视频截图）

 

“狂飙为我从天落”

《捍卫》是徐纪周执导的第二部长剧，第一部叫《狙击》。两个故事都是传统的正邪对抗，一方是刑警，另一方是以公司集团形式为掩护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两个剧本都是徐纪周写的，创作时间相距不长，各写了50天。“当时压抑已久，虽然特别少的钱、特别少的时间，但是那时候心里攒的东西比较满，表达欲特别强，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可以当导演。”他说。

《捍卫》剧本写作期间，第二轮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开始。在此之前的2005年，中央明确打黑除恶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决不能让黑恶势力在我国内地发展坐大，决不能让国外、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境内立足扎根。

《捍卫》的第一幕，便是一起发生在中国边境的枪支走私大案。主犯叫姜冠宇，表面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金牛集团董事长，实则掌控着一个覆盖亚洲的巨大走私网。东南亚地区对走私的打击力度日益增大，他只好把“办公地点”挪到这里。

负责侦办此案的刑警队长陈睿叮嘱年轻同事：“守着国门，向前抬脚走一步，就出了国境线了……顶着这么大的雷，真不能有一点松劲儿的时候！”

黑恶势力犯罪是一种复合型犯罪形态，往往与腐败犯罪存在共生关系。徐纪周在《捍卫》里加重了对政法队伍内部个体情感与挣扎的描画，这也是腐败之所以滋长的缝隙所在。陈睿妻子徐婧如声泪俱下地诘问丈夫：单位让我承包这个年年亏损的酒楼，我咬咬牙接下来了。这一年多，大事小情的，这么多委屈，你问过一句没有？

这给了姜冠宇可乘之机，他看准徐婧如急需用钱，诱骗她利用刑警家属身份获取海关免检批文，为团伙走私大开绿灯。所幸这一如意算盘被公安机关发现，他未能得逞。

·姜冠宇（左，陶泽如饰）正在密谋诱骗徐婧如。

戏外，将打黑同反腐相结合、严肃查处“保护伞”成为这个时期打黑除恶的特点之一。

一个在《捍卫》中没有体现的重要变化是，不同于2000年以公安机关为执行主体，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由中央政法委部署，在中央成立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全国设立打黑办，政法系统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日益加强。

这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一直持续到2017年底。其间，中央政法委每年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部署工作。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打黑办”改为“扫黑办”。由“打”到“扫”，一字之差的背后，是国家强调标本兼治、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生存土壤的决心。

《捍卫》之后，徐纪周没有再涉足扫黑剧的创作，直到《狂飙》。《狂飙》采用的三幕叙事，其对应年份分别为2000年、2006年和2021年，刚好也是徐纪周前几部扫黑剧的诞生时间。他对这样的巧合感到惊喜：没想到有幸见证了中国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历程。

最后，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彩蛋”的是，《捍卫》中，姜冠宇起初的据点城市叫“渤北”，伏法的地方叫做“新海”——这或许是《狂飙》中勃北、京海两座城市最初的模样。

而“狂飙”二字的来处，徐纪周说，是毛主席《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狂飙为我从天落”，这正是中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扫黑除恶23年的生动表达。（作者：刘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