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想的最多的是，英模剧如何出新，符号化的功勋形象如何转化成好看动人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种亮眼的破题方式。

这部剧一定要说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是功勋。首批“共和国勋章”颁给了这八个人，那么我们这部剧就必须给观众讲清楚，他们的勋章是怎么来的。

我们整个主创团队自始至终都是以一定要让观众喜欢，观众爱看，观众满意为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绝不会为了赶工时牺牲作品质量。

尽管“拼盘式”的单元剧相较于普通的电视剧在宣传时的难度更大，难以避免所谓“网络热度”随着每个单元的结束与开始起伏不定，但《功勋》还是凭借着高口碑闯入了人们的视线。

尤其在国庆长假结束，观众开始补剧时，发现片单里已经多了一部豆瓣9.0的作品。令人意外的是，《功勋》在热度节节攀升的同时，豆瓣评分却不降反升，涨到了9.1。

这部剧的评论区氛围也让人感觉到久违了。没有专门为某个演员而齐刷刷打出的五星，大多都在认真讨论剧情。创新、突破、催泪、高燃、真实质感，是其中的高频词。

2019年9月，8位功勋人物收获了国家最高荣誉的礼赞，家喻户晓。随之启动的电视剧《功勋》则将他们变成了生动的形象，加以传扬。

日前，影视独舌专程前往《功勋》出品公司春羽影视，与总导演郑晓龙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谈，了解到了关于这部剧的台前幕后。

郑晓龙曾长期担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成就非凡的电视剧导演。他的导演处女作是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在随后的从艺生涯中，他一手打造了《金婚》《甄嬛传》《红高粱》和《芈月传》等多部国民认知度极高的佳作。他两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金鹰奖和飞天奖的导演奖各得一次。

此次执导集体创作的《功勋》，对他而言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以下是郑晓龙自述——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第一批“共和国勋章”颁发之后不到一个月，电视剧《功勋》的筹备工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广电总局的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接下这个任务，但当时我心里是有些打鼓的，就没当场答应。

以我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工作时的经验来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创作是两种感觉。就前者来说，我们在早年间拍过大量的英模剧，也获了不少奖，但传播半径有限。

反而是很多自下而上的作品，比如《便衣警察》《凯旋在子夜》《渴望》再到后来的《甄嬛传》等一系列作品，在观众心中的认可度比较高，经得住时间考验。

我了解到，总局领导找我做导演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我拍的片子老百姓比较爱看，收视率高。于是，我就想着，那这回我就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结合一下。我把一摞功勋人物的材料抱回了家。只有做足了功课，我才知道能不能拍，怎么拍才好看。

这一看，我就扎进去了。

原来，这些人的事迹如此吸引人，他们不仅有伟大的事迹，还有着鲜为人知的感人细节。比如申纪兰，都知道她连任13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我看了资料才知道，原来男女“同工同酬”是她提出来的，为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越看越入迷，我真真切切被这些人的故事感动了。

大概过了二十天左右，总局领导又跟我聊起《功勋》的创作，我就开始给他们讲这部剧应该怎么拍：这些人为什么能成为功勋，最闪光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将他们的人生际遇和人生境界表达出来。

越聊越兴奋，越聊越深入。他们一听，你功课做得这么细致，那肯定得你来当总导演啊。就这么着，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在分组导演的选择上，总局定了一部分，我推荐了一部分，整体而言覆盖了多个年龄层，同时有男有女，再由导演们出马，各自寻找与自身相匹配的编剧。

演员的挑选格外慎重。总局当时给了四条标准：德艺双馨、形神兼备、演技高超、功勋本人同意。事实上，八位功勋在演员的问题上并没有做过多的纠结，反倒是编剧的采访不是一帆风顺。

你想，功勋们的年纪都挺大了，几乎都在90岁以上，他们的精力不足以应对长时间的采访，而且通常很少谈到自己的事迹，总是强调别人的功劳。几乎每个组都遇到了这个现象，功勋们都希望主创不要光写他们，而要把集体写进去。导演和编剧为了获得一手资料，下了好一番功夫。

各组人马齐齐出动，采风，完善资料。导演杨阳和编剧申捷那会儿在武汉某研究所采风，采访完了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没过几天，疫情在武汉爆发了。

由于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处于剧本阶段，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当时，我们的剧本讨论会都是在线上召开的。总局领导和专家再加上编剧导演，每个单元的剧本我们都要一个一个过，反复看，反复修改，有的甚至直接就推倒重来了。李晓明虽然没有亲自上手写，但他每一次剧本讨论会都会参与，每一个单元的剧本都会仔细看，然后提出修改意见，所以他挂的是总编辑而非总编剧。

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想的最多的是，英模剧如何出新，符号化的功勋形象如何转化成好看动人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种亮眼的破题方式。

八组人物，八种破题

整个创作过程，一头一尾是最难的。我在思考破题时实际上遵循了几个标准：

第一，有限的集数内对故事有所取舍。最初总局定的是每个人的故事拍五集，总共不超过40集。后来，我考虑到电视台的排播，经过协商，定为了每人六集。篇幅有限，人物的阶段选取就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的要求是尽量表现人物的高光时刻。

第二，这部剧一定要说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是功勋。首批“共和国勋章”颁给了这八个人，那么我们这部剧就必须给观众讲清楚，他们的勋章是怎么来的。

第三，要全部采用现实主义的拍法，按照真实的生活逻辑创作。服化道、场景、包括人物的语言，都必须真实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特点，拒绝伪激情，伪崇高，伪忠诚。每个导演和编剧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风格，我们尊重差异性，导演用插叙、倒叙、闪回都可以，编剧用个性化的剧本结构也可以。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最基础的统一要求。

其实，真正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高光时刻，每个人对高光的理解就不同。

《能文能武李延年》最初是从解放战争开始写的，讲述李延年如何成长为一个勇敢的解放军战士，然后又写他参与湘西剿匪，最后才是抗美援朝。但是，李延年最大的高光时刻其实就是在朝鲜战场的346.6高地上。正是那一仗，让他成为了活着的国家一级战斗英雄。

所以我认为，时长有限，前期的情节可以全部砍掉，单把抗美援朝的故事讲透了就好。

不光是这样，我们还得给观众说明白，李延年有什么与众不同。他是指导员，是政工干部，但能文能武，他不是过往战争剧里那些总给战士提枪换鞋的政工干部，而是能在各个方面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指导员。比如我们设计了一句台词：信任也是战斗力。

《无名英雄于敏》最初的剧本是从于敏上清华大学开始的，后来也统统拿掉，直接从他接受研制氢弹的任务开篇，一下把时间跨度缩短到了六年。我们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勤恳做事的普通人形象，同时注入了更多的生活细节。比如喜欢听戏等等。通过增添现实质感，弥补戏剧冲突的不足，所以这一单元比较润物细无声。

《默默无闻张富清》算是比较难的一个，因为他的功绩不像其他人那样轰轰烈烈，而且他作为解放战争中战斗英雄的事迹在近些年才被发现。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回忆录的方式，讲述他在地方基层工作的事迹。通过片段式地回溯，凸显这位功勋的伟大之处。

《黄旭华的深潜》和于敏的事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最初我想的是将其尽量类型化：把核潜艇的深潜时刻和黄旭华过去研发、设计潜艇的故事结合起来，一张一弛。比如，每一集的开头或结尾表现核潜艇在深潜时都会发生一件气氛紧张的事故，然后是一段对应的回忆，最终是人们将事故完美解决。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最终没能完全实现。

成片里，我们保留了一部分的想法，仍是两相对照，但戏剧性和交融感就没那么强了。

《申纪兰的提案》从名字你就能听出来，这一单元可不仅仅告诉你她是几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而是她作为劳动能手和人民代表干了哪些事儿，比如我前边提到过的男女“同工同酬”，组合起来，同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孙家栋的天路》最先定的名是《屡败屡战孙家栋》，他是中国航天史的亲历者，是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从事航天工作60年来，主持研制了45颗卫星。这个人物的破题方式有些特殊，我现在还不能剧透，但这个单元的戏剧冲突和探索的问题，应当不会让观众失望。

《屠呦呦的礼物》是我执导的单元，我发现这个人物十分有特点，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人物。比如，她做事特别专注。到了什么程度呢？比方你俩是同事，在路上见到之后跟她打招呼，她都不会理你的。不是因为高冷，而是她没看见。就算你住在她对门好多年，想让她认识你也很难。她有一个自成一方的小世界，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专注，才让她发现了青蒿素，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袁隆平的梦》有新鲜感，更多展现这位“杂交水稻之父”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他和她母亲的关系。再比如，他是如何成长的？又是如何被国家发掘的？相信这些情节能带给观众一些新奇的感受。

小片头，大长跑

《功勋》是集体创作，每个单元中有不同的编、导风格，但我认为，毕竟是一部剧，总得在某些地方凸显整体性和统一性。片头就是最佳选择，片尾我都可以交给他们自由发挥。

演员从远处向镜头走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变老，最终成为真实功勋的模样，这个片头创意早就有了。我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

第一，演员不是功勋，而是演的功勋，这种方式是对功勋本人的一个尊重。

第二，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头，将演员和功勋的距离拉近一些，从观众的第一眼开始就对他们产生心理暗示，不至于太隔阂。

想法挺好，但真正做起来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先找特效公司。别说，因为近年来老有问题艺人参演的剧目需要处理，现在特效公司的“换脸术”做得可真棒，真能把一个人的脸拿掉之后换成另一个，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成品之后，就把这片头方案定了。

我们把这八位演员召集到北京，把每个人走过来的镜头都拍好了，并开始进行三维扫描。但这时最大的问题来了，功勋人物们不可能也来这儿走一遍并进行三维扫描啊。

怎么办呢？只能用照片了。一开始让家属拿照片，后来发现都不能用，因为清晰度不够。最后用的其实是给他们颁发奖章时的照片。有了图片后再开始给每个人建模，特效公司照着型一点点抠，从头发到面部纹理，每个细节都要到位。光这个工作就用了小半年。

后来，在一次片头审核时，我们用的是电影院里的那种大银幕，结果片头看起来就有些虚，甚至有些脸看起来很不真实，有点像橡皮脸了。

于是又马上开始紧急修改，人物脸上的勾纹，光线的明暗对比，眼神光的处理，身材与演员的匹配度，真的是为了不显得违和，一点点抠出来的。

开播后我也关注了一下观众的反馈，发现对这个片头还是挺认可的，媒体的传播度也很高，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后期的修改和补救

整体上，我参与的工作主要是两大块——一头一尾，外加导了《屠呦呦的礼物》单元。

开头是破题难，结尾是成片后的不断修改完善。

首先我得说，虽然主创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拿出了十二分的精力拍摄，但在成片时仍然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些硬伤。

比如，有的是场景中的人物数量不对，一个连的编制你不能给他缩成一个排，就不符合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了；有的则是一些历史细节没抓到位，出现了明显的穿帮镜头；还有的是场景搭建和道具使用有错漏……万里长征走到了最后一步，我们不能倒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不是吗？

所以，对于出现上述问题的情节，我们能改则改，做技术补救。改不了的，就忍痛割爱。如果既不能删也不能改，那就只能是补拍甚至重拍了。

说了这么多，我们整个主创团队自始至终都是以一定要让观众喜欢，观众爱看，观众满意为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绝不会为了赶工时牺牲作品质量。袁隆平先生逝世时，声望在民间达到顶峰，我们也没有提档跟热点。

目前，四个单元的质量已见真章，感动仍将在后面四个单元中持续。10月15日，由我执导的《屠呦呦的礼物》将会上线。有意思的是，同天还有我执导的一部电影《图兰朵》也将在院线与观众见面。他们说这叫“左右互搏”，但其实是我这两年交出的一份影、剧成绩单，届时请观众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