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e财经》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本期的主题是“新发展格局”，嘉宾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我们的记者在江院长的办公室里对她进行了面对面采访。

　　1、为何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江小涓：这是根据我们国家自己形势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根据我们当前突出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要求，前瞻性、战略性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要求。

　　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国内已经接近100万亿元的GDP，我们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我们的经济还在比较稳定快速地增长，市场还在继续扩张，科技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教育也在快速发展，所以我们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很快。这些因素统筹考虑，我们下一步以国内为主体的发展，是具备了比以前更好、更有可能的条件。

　　国内为主体，是从整个经济的需求总量来讲，应该立足于国内。这么大的经济体，和开放初期相比，靠国际市场带动，现在是带不动的。

　　我们现在在全球来讲，从经济的增量、贸易的增量，都已经是贡献最大的。其实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比较好，大量进口商品，对外投资带出技术，我们把自己事情做好，也是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这个双循环能够有更好的基础。

　　2、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我们该怎么干?

　　江小涓：加快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让我们供给侧更有效率，更快迭代。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痛点、堵点，我们还有一些卡脖子的问题，我们要加快国内各方面的创新，能够尽快地让这个堵点畅通起来。另外，我们要加快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因为国内的供给侧改革，重要的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使我们效率更高、质量更好。

　　我们讲内循环、双循环，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的趋势，更多地和国际社会联系，更多地利用外部的资源，更多地和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产业链和经济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数字经济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从当前的疫情看，既要防疫，又要复工复产，还要扩大消费。把这三者能结合起来的，是要靠数字技术。

　　我举一个例子，像连锁的早餐店，一进去以后，您已经不需要拿上餐去排队交款，每一个餐的外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把餐拿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扫码付款就可以了。很多创新是靠数字技术的。

　　另外，我们经济恢复以后，很多人健身到俱乐部，会很聚集，不符合防疫要求。现在发展出来一种就是在家健身，但是通过一个智能化的终端，把你的健身数据上传到数字平台上，平台上有教练替你来指导。在平台上一起练，一起上传，还可以比赛，社区之间、城市之间，包括国际之间，既是端对端，又可以形成一个社区，在平台上相互比赛，这也是要靠数字经济。

　　现在我们强调恢复旅游，旅游的最大痛点，一个是景区人多，一个是公共交通。最近我去一个企业，海尔有一个平台叫卡奥斯平台，上面聚集了数万家企业，他们联合这个平台上的企业，直接开发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房车，处处联网，实时在线，很多事情是智能的。既可以促进消费，买车;又促进旅游，避开了公共交通的痛点，卖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疫情中间，三者结合，防疫、恢复生产、扩大消费，都是数字技术在做基础。

　　3、中国数字经济，将有怎样的发展?

　　江小涓：我觉得“十四五”或者更久，数字经济一定是中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

　　很多人讲数字消费到了下半场了，其实他没有看到新的热点。数字消费将来我们有很多，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智能健身、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都是千亿级的消费能力，在未来随着5G高通量的技术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

　　首先，数字技术会从现在的消费端为主直接向生产领域扩张。现在有了物联网，可以把高速运转中的设备连接起来，这样会让所有的生产过程处在一个智能化的控制之下，提高它的效率。向外可以把供应链、服务链都连接起来，很高效率地来匹配生产过程。

　　中央一直在强调两业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个将来要靠数字技术。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在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上，提供多样的生产性消费，让制造业直接提质升效，直接在全球竞争。比如研发，我们有的研发平台，它可以把全球的研发者放到平台上，有企业需要一种研发的话，他就在平台上发布，全球有这个技术的人就可以来接单，然后在平台上发布，变得非常快。所以，两业融合真正地推进，我的理解要靠产业互联网、靠数字技术。

　　其次，现在消费已经从单品消费扩展到了生态消费、场景消费，我希望回家以后它是一个智能厨房、智能家居，出行是一个智能出行，运动是智能运动。我需要的不是单品单服务，而是一个整体的设计，这种事情只有平台能做。平台可以把跨界的所有企业组合到一起，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全场景的消费。

　　另外，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得靠数字技术。它了解每一个工作者、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要素。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最有效率地用最小单位来匹配各种生产要素，它的匹配又和我们以前有些服务业中间的高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互联网银行，它的贷款、它的风控系统都是靠智能，非常高效，非常简洁。而且对任何小额的个人有一点贷款、小企业有一点贷款，它都可以做，数字技术将来也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方式。

　　4、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中国制造”?

　　江小涓：我们现在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它就是一个云工厂，它自己没有设备。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产业集群，在一个不大的范围里面有很多中小企业，接到一个订单，它就向区域里面的企业问谁有空闲设备，然后把区域中间的空闲设备组织起来一单一单生产，这一单做完了，云工厂线就没有了。因为用的是闲置设备，速度非常快，成本非常低，大概比一个固定工厂生产成本低一半，而且效率非常高。

　　我们原来讲生产组织方式，需要企业匹配一个非常完备的生产线和所有的生产员工、技术，将来有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单元式的生产要素，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设备师，我是一个专门的设备供应商，来了生产任务之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组织资源，这个将来是对整个生产方式的一种颠覆。数字平台，它才可能智能化地迅速地聚量地把生产要素聚合起来。

　　原来我们讲你的优势在哪?在大规模。规模越大，前期的研发投入、模具的投入、生产线的开发，就可以分摊到产品中间去。所以，规模越大，单品成本越低。现在有了智能匹配以后，个性化、小批量、低成本、快速成为一个可能，而且很多定制，消费者是始终在线上的，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选我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一台家电，配几个箱，配几个抽屉，哪一块大，哪一块小，我要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全程在每一个点上按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也是一个个性化定制、小批量灵活生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5、畅通内循环，消费的作用有多大?

　　江小涓：我觉得国内循环为主，首先还是要从消费入手。扩大消费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要利用数字技术让防疫、消费、生产能够很好地匹配起来。长期来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新型的城镇化。这应该是我们消费中质量最重的一部分。多年来我们产值的城镇化要快于人的城镇化、市民的城镇化。所以，我们要通过新型城镇化，让那些流动人口，特别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下来。有了稳定的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愿望，他就可以做长期的安排，可以买房，可以租房，有家居，安排孩子的生活，安排一个很长期的消费打算。这个量是很巨大的，这也是让相当一批人进入城市、进入现代生活之中，让他们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接受更好的社会保障，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二，关注老龄社会的到来。两个面都要讲，一是，他是巨大的消费潜力。我们只讲养老消费，这是不够的，这中间消费的需求、生活的需求，包括他发挥余热的需求都很大，这确实要做一些制度安排。

　　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家居的适老化改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改造，这个量非常大。我听过很多老年人跟我讲，希望家里面处处都是扶手，很多地方安呼唤器，很多东西的高矮、软硬、可及性、安全性，都是要根据老年人的需要，适老化的改造，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里面背后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觉得老龄社会的消费需求、生活需求，将来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消费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觉得这两条都是重质量的、意义多面的消费需求。

　　6、从“跟跑”到“并跑”，中国面临哪些新挑战?

　　江小涓：“十四五”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一个起步的五年。供给侧怎么匹配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升的需求，要迅速、灵活地调整，提供更高质量、更多元、更符合需要的产品，这是对生产端的重要需求。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的科技会从原来“跟跑”为主，转向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跟跑”的时候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你知道这个技术用在哪，你知道它的配套产业是什么，你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哪里，它的使用前景是很明确的，你只要跟上去，缩短差距，就把事情做好了。

　　等到你“并跑”“领跑”的时候，一项技术最后到底有没有市场应用的前景，有没有产业链匹配，有没有人跟在后边，消费者是不是欢迎，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对研发能力，对市场的感觉，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产业链的匹配度，都有了新的提升。

　　“十四五”时期，我们的国际环境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和其他国家大致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为主，我们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其他国家的技术好，它做高端技术的产品，我们互相交换。垂直的分工，各自做一段，我们是互补的。大家都从这种合作中间获益，这个时候的国际关系、经济关系是比较顺畅的。

　　但是现在我们水平在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我们的技术和资金能力也在增加，国内的产业结构在升级。我们慢慢地既出口那些原来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地在向高端出口一些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垂直分工变成了水平分工。

　　水平分工的时候，你和别人既有互补、有合作，也更有竞争，国际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国际环境会更加复杂一些。但是这也是常态，很多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就是水平分工、相互合作竞争的关系。 这才是一个新常态。就是彼此合作竞争，在同一个水平下，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产业链、创新链维护好，让大家在中间都获利，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7、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江小涓：全球产业链，可能现在国际贸易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点上的极端事件，好象就觉得现在全球化中间，链条在断，各方在后退，前景变得不太乐观。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全球的产业链继续在发展。

　　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现在一些最重要的新产品，比如特斯拉，这个汽车的国际合作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汽车要多，它利用的各个国家的零部件来组合这个汽车，它的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车要多。现在波音787，它的全球分工程度比波音737要大得多。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继续在推进，全球创新链在不断地发展，其实是更加密集地在发展。

　　2000年的时候，全球跨国公司的创新链中间的海外部分，我们只占3%。现在，我们已经在跨国公司全球创新链中间占了20%多了。这个发展是持续的，我们的创新在那些卡脖子关键技术上，一定要做好，不能被别人掐住;同时我们要看到全球创新链发展的格局，在我们创新布局上也要尽可能地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全球创新资源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服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原来产业创新链中间基本就是做一件事，就是把国外的技术当地化。现在，我们的创新链有很多东西基本上和全球的某一种产品的迭代速度是同步的，我们也为全球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同步地在做出最前沿的贡献，这是很大的变化。

　　8、如何利用国际循环，来提升内循环的质量效益?

　　江小涓：我觉得我们国内为主的循环，我们要提高国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一定要更好地利用国外循环。我讲这么几个理由。

　　一是，我们在国内生产要素结构上是有弱项的，我们的土地、淡水、石油资源占全球的比重是很低的，很难和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量相匹配。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国际贸易弥补我们国内生产要素方面的一些短项，来让我们的经济要素更匹配，效率更高。

　　二是，通过外循环，能够让我们国内产业已经形成的国际市场能力发挥出来。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产业，出口大概占它整个行业能力的1/3，个别产业更多。如果没有产品出口，这块产业能力是发挥不了的。所以要通过外循环，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多的顺畅运转的基础。

　　三是，我们每年出口中得到的外汇是很多的，它是国内购买力的一部分。我们获得的利润、获得的工资，很多都是搭载在出口商品上的。所以，外循环越通畅，内循环越有质量，越有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