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

而是戈壁风、大漠道，

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

98岁高龄的任继周犹记得那个美梦。

那是2009年5月，住院整20天的时候。晨昏恍惚之际，院外的车流声，恍如忽紧忽慢、忽轻忽重、若断若续的风雨声，如天籁般，把他从枯寂的病房带回广阔的草原，抛入了静卧在草原风雨中的帐篷里……

草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扎根草原70余年，他总自称“草人”，夫人李慧敏曾笑称，“他这一生全为了他的草，脑子里也像长满了草！”

如今任老已近期颐之年，人生如草原般浩瀚，学术“草原”亦百草丰茂。但他依然如一株青草，葆有纯净、坚毅和旺盛的生命力，兀自生长。

人生的“序”

“小草寂静无声地贴着地皮艰难地生长，却把根深深扎到许多倍于株高的地方。”

——任继周《土地深层的乐章》

出生在战争年代，12岁的任继周便离开家乡平原，在鲁鄂川渝等多地求学辗转。

任继周弟兄四个，大哥早逝，二哥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三哥是经济学家任继亮，任继周最小。年长8岁的二哥任继愈“亦兄亦父，亦师亦友”，如天边的星辰，始终为他领航。

随着年龄的变化，任继周一生有两个座右铭，一直被他奉为圭臬，而这两个座右铭都是来自任继愈。

第一个座右铭来自他的中学阶段，一直陪伴着他到71岁。

任继愈认为，中学阶段是养成人格品质最要紧的阶段，因此一入初中，便给弟弟任继周制订了“立志高远，心无旁骛，计划领先，分秒必争”的座右铭，鼓励他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并要求他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小草柔弱，但它的根却可以扎得很深很深，而读书就是青年任继周最专注的事。“我对每一个生活阶段都订立学习计划，计划可包括多项工作，但其中必须包含读书。”任继周说。

初二下学期转入四川江津国立九中时，体弱的任继周患上了细菌性痢疾，当时缺少药物，痢疾不时发作，只能长期卧床。于是，四书五经、英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把学校三间阅览室的书全看完了，并且学业成绩出色。

“四弟是可造之材，不可埋没！”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任继愈得知弟弟的情况后，给父亲写信道，并决定省吃俭用，送弟弟到当时大后方最知名的私立学校——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缴费的时候吓我一跳，一年的学费相当于我哥哥10个月的工资。当时我就下决心，只交这一次，第二年我就要考大学。”任继周信誓旦旦。于是，更加拼命读书，一边学习高二课程，一边自学高三课程，次年如愿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

选择什么专业呢？“我研究哲学有些务虚，你最好选实一点的专业。”任继愈建议。当时的任继周骨瘦如柴，第一志愿就报了当时的冷门专业——畜牧业。

面试时，院长冯泽芳院士好奇地问他，你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业？“我的身体不好，不光我，中国人的身体都差，又瘦又弱。我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食物构成，我愿意用自己的所学，让国人强壮起来!”任继周说完，只记得冯院长含笑道，“你这口气不小！”

中央大学一年级设在很偏僻的嘉陵江边，旁边都是乡下橘子园。任继周如饥似渴，把课余时间都用在了阅览室。早上一开门，他冲进去先把靠近英文《韦氏大词典》的座位占住，然后四处去找书。一年过去了，任继周阅读英文的速度已经跟中文无异。而用来填写借阅书目的“借书证”，他一年换了三本，是一般大学生的两三倍。

这段时间，日记一直伴他度过。“那连日连夜的车船拥挤，崇山峻岭间疲劳的长途跋涉，难民学校里的寒冷、饥饿，嘉陵江边的病困孤独，居然保持了精神的基本健康，收获了一些人生的厚重。这多亏二哥继愈教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任继周在文章中回忆，“日记像是精神的胃肠，生活的杂质在这里分选、吸纳和扬弃，它滋养着我熬过重重苦难，走到今天。”

1948年正式毕业，时任国立兽医学院（兰州）院长盛彤笙教授托王栋找一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周。赴兰州之前，学校安排他毕业后以助教的身份，跟随王栋进修两年牧草学。

这段时间对任继周来说可遇不可求。当时汤逸人先生辞掉联合国粮食组织顾问的职务，将所有积蓄都买成了书从海路运回，两大木箱书大概三四吨重。任继周去代为开箱清点，逐一打字造册。

“这些资料有关家畜管理的、动物营养学的、遗传育种的，乃至农业的、环境的书籍大大小小，厚的薄的，种类繁多。”任继周一边做目录，一边看书，兴奋到昼夜不停。尤其是1948年美国农业年鉴Grasses和新版的大学教科书RangeManagement（《草原管理学》），让他对世界草原状况和最新的科学成就了然于胸。

“我相信，当时我掌握的草原方面的材料是国内最多、最先进的！”任继周说。生于平原的这株小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准备奔赴最适合他的草原。

立草为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

——恩师王栋送给任继周的对联

1950年，一辆载着任继周及家人的美式旧卡车，行驶在蜿蜒崎岖的碎石路上。在飞扬的黄土中，破旧的车一再抛锚，他们从西安出发，在路上颠簸了21天才到兰州，自此开启了他扎根西北70多年的人生。

1950年初，任继周在兰州鉴定牧草标本。

初到西北，迎接他的就是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实验室，里面却什么实验设备也没有，“台灯都是摆样子的，不怎么亮。”任继周回忆道，只记得每晚在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然而，他对物质条件的恶劣和匮乏毫不在意，因为他被巨大的兴奋笼罩着，“学校的实验室虽然简单，但我有大自然这个大实验室，是没法取代的。这是研究草原科学的圣地！”

“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甘肃呈哑铃型斜置中国西北，任继周爱屋及乌，称它为“玉如意形”。

5月到达兰州，6月，他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外出考察。

野外考察中，马车是最好的工具，方便随时采集标本。但有的时候是骑毛驴，“驴子跟马不一样，它不走中间，溜路边走，要么这边是山，山岩磨你的腿和行李；要么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让人心惊胆战。”回忆起来，任继周仍心有余悸。

然而，最大的困扰是虱子。“不管坐在老乡炕上还是骑马的时候，虱子都会源源不断地从垫子上钻进你的内衣，叮咬得你坐卧不宁。”为保住一个安定的工作生活环境，他特制了一件上下衣相连的工作服，每一次到野外都用“六六六”等农药浸泡衣服，晒干后直接穿上，下乡时昼夜不脱，这才治住了蚊虫。“那段时间，我身上几乎试过每种新农药。现在身上应该是百毒不侵了吧。”他乐观地说。

就这样，他以每年跑烂一双翻毛皮靴的速度，走遍了甘肃和宁夏（那时宁夏属于甘肃省银川地区）的草原和牧区，对全省草原状况进行了初步考察。

然而，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试验站。1954年，在海拔3000米的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草原的马营沟上立起两顶白色帐篷，任继周的临时驻所与做定点观测的实验室就这样落成了。

草地灌丛杂生，人迹罕至，狼、熊经常出没，并且单层帆布帐篷避风不避寒，早上做饭柴湿烟浓而无火，狼狈万状。“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迹绕帐房。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任继周曾用诗生动地记载当年状况。

就这样度过了两年，1956年沟里头盖了几间房子，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甘肃天祝草原站，在全国率先开展高寒草地改良研究。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学，后4天到试验站工作。即便如此，他的教学工作也从未耽搁。他是公认的优秀教师，“每讲两节课，我备课至少8小时”，甚至在奉命援越的离校期间，也高票当选全校唯一一名甘肃省劳动模范。

1958年，任继周（右1）在越南农村考察。

“每样工作我都认为是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锻炼机会，不管多么累，我都力求‘最好’。”总是“计划领先”的任继周，在草原上留下了多个“第一”：

20世纪50年代末，他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是国际上第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草地分类系统；1973年，任继周带领的学术集体还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他创造了划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论与实践，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使当地草原生产能力提高5倍，成为我国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之一。

他的学术“草原”亦不断生长。195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1959年出版的《草原学》教材是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1964年，倡导创办了草原专业，后又独立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1977年，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草原。

在甘肃的前30年，任继周说像是在梦幻中度过，醉梦般享受着美好，也醉梦般忍受着磨难。但是，“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一直坚持建设草原站。”他的心境光明澄澈，向往光明的浪漫情怀从未衰减。

为草正名

千曲黄河穿荒沙，忽现沃野望无涯。麦黄豆绿苜蓿蓝，胡风汉雨开新花。

——任继周《河套沃野》

上世纪70年代，任继周心痛地见证了过度开垦导致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不断溃败，“先是草类产量下降，接着是品质变坏，殃及生活在这里的家畜，最终影响到牧民的生计。”

“草原不仅是草原，是草业的问题。”任继周对照过去所见、所思，用系统科学的思维审视草原科学，视野大开。他认为这一切根源在于“以粮为纲”的压力下，草原牧区与农耕地区截然分割导致的生态系统缺失，并希冀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胡风汉雨”下早日新花绽放。

很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春天来了。

“‘以粮为纲’下的耕地农业是瘸腿农业，光吃五谷杂粮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强壮的强国国民的，草地农业正好可以补救耕地农业之不足。”立志要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结构，年近花甲的任继周不得不日夜兼程。

1979年，任继周在甘肃农大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开始草业的教学和研究。1981年，任继周拿着10万元经费、带着10个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新征途，创办我国首个草原生态研究所——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以期打破我国农牧业分割的格局。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将其建设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草原科学重点学科点。

1981年，任继周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中国草原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然而，触及当时“以粮为纲”的国策，草地农业的理论和观点一时很难被人接受。正苦于迈不出校园，恰逢钱学森先生从战略高度倡导发展“草产业”。

“我数了数，林业有16个产业部门，草业有多少产业部门？”1985年6月24日，北京民族饭店，任继周第一次与钱老见面。当时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草业，钱老这一富含战略深度的提问，启发了任继周对草业做结构性思考，一年后形成了三个因子群、三个界面、四个生产层的草业科学框架雏形。

1998年国家大幅度调整学科系统，专业门类大量裁并，草原科学不但没有被删除，反而由草原科学提升了一级，成为与农、林、牧并列的草业科学。从草原到草业，一字之差，却将草地纳入到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填补了中国草业科学的空白。

草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理论开始走向社会实践，但社会文化中仍对草充满不敬甚至敌意。

“草包、草寇、草草了事、草菅人命，都表现了对草的贬义。”任继周多次为草鸣不平，他认为这正是我们传统农耕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厌草”情结。反之，他欣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赞美了草顽强坚毅的勇士品格，是为草翻案的千古绝唱。

而他一如闯险犯难的勇士，始终坚持为草业正名，为农业结构改革奔走呼号，从未稍歇。

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动物性食品在食物中的比重明显上升，饲料、牧草的不足给我们的粮食安全带来隐忧。耄耋之年的任继周更觉时间紧迫，不断向外界呼吁——建立新的食物系统观，以草地农业系统确保粮食安全。

这一阶段的所思所想所悟，很多被他写成文章，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草业琐谈》里。张子仪院士在跋中称：“《琐谈》借助于大量纪人纪事纪言为‘草’纠偏，为‘草’正名，为‘草’寻根，是一部为‘草’平反的号角。”

“草人携囊走荒谷，带泥足迹没丛芜。”任继周常用“草人”自称，作为一个草原工作者，他不断在草业科学中跋涉，盼望着草地农业不再是寂寞无闻的“荒谷”，能真正被社会所认可。“丛芜兴而足迹灭，正是我草人的夙愿。”任继周说。

终于，草业系统尖角初露。“2015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出台，已经从正面回答了我对农业结构改革的论述。”任继周欣慰不已，草地农业是生态安全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相信“牧草比肩看稻粮，畜群如云接天外”的盛景将不日重现。

70余年扎根草原，任继周经历过太多诱惑。但不管是美国高校的邀请，还是“东南飞”的邀约，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们草人爱的不是红桥绿水的‘十里长堤’，而是戈壁风、大漠道，这是我们应融入的生存乐园。”他觉得在这里，自己的专业与志趣融为一体，工作与生存融为一体，自我与环境融为一体，获得的是生命的净化、充实和乐趣。

正如他念念不忘的恩师——盛彤笙。1936年取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却数次“倒行逆施”，不仅改攻兽医，还西行到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虽然历经挫折，但他发展畜牧、改善国民食物构成的志向终生不渝。

“盛老对我的人格教育太深刻了。他的未竟之志，我要坚持下去！”任继周感言。

生生不息

渐多足音响空谷，沁人陈酿溢深潭。夕阳晚照美如画，惜我三竿复三竿。

——任继周《从业七十周年有感》

1995年，任继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当时他感受更多的是沉郁，更希望这份“高光”属于他心爱的草原。

任继周在贵州扶贫考察。

“虽然草业科学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进展缓慢，我们的学术核心思想——草地农业系统远未取得社会充分理解，该系统的落实更渺茫难期。”献身草原近半个世纪，任继周觉得自己承受着时代的谴责。

“检查自己，既‘空’又‘松’，几乎走上了学术的死胡同。”任继周常以华罗庚先生“树老忌空，人老忌松”的名言自省，同时不忘勉励自己，“感恩时代赐予的宽恕与困厄，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跨越学术低潮。”

在纷乱复杂的心境中，二哥任继愈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生高低行止，勉励他做好“涵养”功夫，保持心境的澄澈、平静，坚定地走选定的路。

任继周把它作为人生中第二个座右铭，从71岁坚持至今，还给自己的居所也取名为“涵虚草舍”。

这句话成为他晚年的定海神针。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80岁的他对孔子人生的“序”做了修正，“八十而长存虔敬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拾贝，得失不计，融入社会而怡然自得；九十而外纳清新，内排冗余，含英咀华，简练人生。”

进入耄耋之年，他已无力躬亲参与农业结构改革的实际操作，反而转向多年压在心头的问题做深度思考。中国耕地问题的源头何在？为什么中国在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冒出个三农问题？于是他从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发展历史起步，逐渐进入农业伦理学思考。

“伦理学是很深厚的一门学科，要慎重一些，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任继周回忆起他二哥对他的提醒，但他还是要坚持往前跨一步，完成“草人”的使命。

他认为，草地农业系统只是探讨了自然科学“是”与“非”的问题，要真正付诸社会实践，还要升华为伦理学“对”与“错”、“善”与“恶”的认知，必须要在伦理上论证农业的发展方向，探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

晚照斜晖无限好，这株“草”好像有着无尽的生命力。

在鲐背之年，主编并出版了《中国草业系统发展史》《中国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等专著和教材，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

如今，虽已近百岁高龄，但他身体依然硬朗，面对着一张大投影屏，每日坚持工作6个小时，继续在莽莽草业科学世界中徜徉与跋涉。

生命中不断有人离去，但他已经能平静接受生命和时代的赐予。他说，“人活着的意义要有益于人，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死则是自然规律，是另一种活着，当坦然视之。”

花开花落自有时，而他心中的草原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