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顺路上的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与经济学院仅有一条马路之隔，伫立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幽静。

　　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薰华便居住于此。如同这位百岁老人一样，这里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第九宿舍曾被誉为复旦大学的“中南海”，居住着包括前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数学之王苏步青以及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等名人。如今，陈望道的故居已被辟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红色基因”在此得以传承和赓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是2006年搬进这个小区的。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间，老人“每天早晨都会从家里出来，到门卫处拿当天的报纸，然后走出小区，穿过马路来到经济学院，打开信箱拿信件，几乎数十年如一日”。

　　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移，人们还经常能看到古稀之年的老人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穿行于校园的质朴身影，如同一个符号，诠释着老一代学术前辈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风范。

　　正是这位面容清癯、目光炯炯、笑容和蔼的老人，背后拥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是冲破黑暗的革命者，在追寻救国之策的过程中点燃信仰的火花，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并在上海解放后作为复旦代表参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参与接管复旦工作，被陈毅和粟裕委任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

　　他是光亮中的建设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过半个多世纪，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诲人不倦的教育者，三尺讲台一站就是数十载，他指导的学生如今已成为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在为改革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将他的科学精神及教育精神薪火相传。

　　他曾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杰出贡献奖”“全国优秀教师”等诸多光环和荣誉，一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他说：“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 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2002年在《资本论》研讨会上与人大宋涛老师合影

　　“他抓住了《资本论》生命力的本质”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1977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复旦大学经济系也迎来了“文革”后首批莘莘学子。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便是其中一位。

　　在朱民的印象中，张薰华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人一直瘦瘦的，清癯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为人很随和”。“我们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小的同学16岁，最大的32岁，大家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差别很大。张薰华老师常常到我们中间来与我们沟通交流，特别关心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诉求”。

　　当时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名为“政治经济学系”，只有一个专业，即政治经济学专业。“最主要的专业课就是《资本论》，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从第一卷到第三卷，要读两年。”同为77级学生、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晖明回忆。

　　《资本论》博大精深，对于缺乏经济学基础的学生来说，“读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原著在理解上十分困难”。加之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许多教师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国门尚未打开，教材极其紧缺。事实上，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等1981级经济系学生入学时，“许多课程依然没有现成教材，上课普遍是老师讲授手写的讲义，学生埋头记笔记”。

　　而在“文革”前，张薰华已潜心研究《资本论》十余年，并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他于1977年至1982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一时洛阳纸贵，发行了数万册之多。

1996春节，研究生在张薰华家上课时留影

　　更让学生们受益良多的，便是张薰华在深入研究《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圆圈的圆圈”理论，这几乎已经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代名词。时隔多年，他的学生们仍记得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课堂上，一两百名学生常常沉浸于满黑板的圆圈中，“如痴如醉”地聆听张薰华深入浅出地表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关于“圆圈论”的由来，张薰华曾如此阐述：“在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他是用唯物辩证法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并用以揭示经济规律。”黑格尔认为“逻辑理念的发展是由抽象到具体”，并将它比作“圆圈的圆圈”，“但是，黑格尔没有画它，马克思也没有画它。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按其机理试绘出来，使我豁然贯通”。

　　“《资本论》厚厚的三卷，对我们来说是‘难啃的硬骨头’，张薰华老师把这么高深的理论吃透之后，抓住了事物之间的根本联系，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原理，不断归纳、出新，形成自己的表述体系，如同庖丁解牛一样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推演呈现，为我们推开了学习《资本论》的大门。”张军说。

　　朱民还记得，当年，他在宿舍床边挂了张薰华的圈圈图解，“每个阶段不断观摩、不断思考”。有一次张薰华为他答疑解惑时，曾用手指在书桌上画了一串从小到大的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原始范畴和后续范畴不断展开和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思维的具体和具体的思维的美，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地看问题，把抽象和具体结合起来看问题，这对我一生的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帮助。”

　　张薰华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所包含的系统思想用圈层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内圈是生产力，中圈是生产关系，外圈是上层建筑。其逻辑关系是，内圈是内容，外圈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生产力，是张薰华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创新，他抓住了《资本论》生命力的本质。”张晖明说。

　　当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将对象局限于生产关系，导致我国实际工作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过渡;盲目追求增长速度，不顾增长方式。

　　张薰华则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力。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生产力系统，形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结构的独到见解，提出了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独特范式。

2000-2001年3月为基地班上课

　　改革开放以来，张薰华凭借其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又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路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并迎来了自己经济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一方面，他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资本论>脉络》等大量《资本论》原著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其中，198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资本论>脉络》被视为《资本论》三卷本的浓缩，与后来他按照经济规律体系内在联系汇编成的专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同作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研究生共同的必修教材。

　　另一方面，他积极将《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经济规律，也由此产生了他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的深刻创见，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在朱国宏看来，创新是张薰华学术研究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他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用其具体的方法‘圆圈的圆圈’研究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朱民认为，“这也正是张薰华老师多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中所一以贯之的，他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方式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阐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改革开放有指导意义”。

1987年5月，张薰华（右一）和家人在青浦旅游

　　“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

　　张薰华的学术成长历程与他作为一名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经历是相伴相随的。他与党同龄，成长于充满了铁血和战火的史诗般的年代。无论是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乃至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飞速发展，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将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和人民需求中。

　　他的后学及同事洪远朋称他为：学者、革命者、领导者。

　　1921年最后一天，张薰华出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脚下一个中医世家，幼年母亲早逝，只能依靠当中医的祖父艰难生活。虽家世清寒，但学业从未间断。少年时，他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论语》《孟子》中某些警句，《左传》《史记》一些精彩段落，《古文观止》中某些范文，皆能背诵”。

　　祖父去世后，张薰华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旋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不久，外祖母也去世了，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这是少年张薰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命运。

　　日后，张薰华回忆：“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爱国激情，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他认为国弱被人欺，希望能够实业救国。于是，他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专业，并参加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

1989年，张薰华（前排左二）访问日本几所大学

　　1940年，张薰华在丽水投靠堂兄时，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积极报考，顺利录取。他对茶叶专业“并无兴趣”，但为现实考量，只求在乱世中能有一技傍身。

　　此时，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乘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多年后，张薰华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七八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

　　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

　　在朱国宏看来，在重庆北碚，张薰华完成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大学二年级，张薰华转到了经济系，将目光投向“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

　　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这是“目睹国破家亡后滋生的热血追求”。

　　张薰华回忆：“此前，原以为国共两党都在抗日，我都拥护。可没想到，到了重庆时，国民党军警却扣查我们的车辆，有一位同学带了一本邹韬奋《萍踪寄语》，就被疑为与共产党有关，横加盘问。我们就这样被扣了大半天，经受了一次反面的教育。”

　　在重庆，张薰华越加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昏庸。他所仰慕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进步教授张志让，1944年在一次师生大会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张薰华“深受教育，也随之在大会发言，措辞激烈，会后许多进步同学也热情鼓励我”。

　　这年冬季，他加入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传播爱国青年的进步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直接领导他的是地下党员、化学系学生陈以文，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集中营。“我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但因当时反动派到处抓人，暂停发展新党员，他嘱咐我要像党员一样做好工作。”

　　虽然暂时未能如愿，但张薰华还是按照组织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党的知识，搞好学业，广泛结交进步青年。

张薰华（左四）与同事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合影

　　1945年，张薰华被高票推选为复旦大学毕业同学会主席，并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后来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张薰华回忆：“当时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育人上对学生亲切。他引进崔明奇教授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缺助教。这届经济系毕业班上只有我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推荐我留系任教。但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

　　在经济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1947年，张薰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后，张薰华还常常与晚辈学生回忆起这段历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志青说，在张薰华转到经济系学习之前，曾在昆明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的翻译培训班学习，后被分配到赣州新建战时机场当过翻译，也正是在赣州，认识了后来的夫人宁荫。入党后，他积极宣扬共产主义理想，领导学生抗争运动，开展学生营救活动，面临随时被捕的危险而不曾退缩。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最后一刻，面对国民党余部的最后反扑，更是九死一生。那时他才新婚不久，在最危险时刻，他的儿子才满月。

　　在李志青印象中，60多年后，老人在对他忆及这一段经历时，眼里仍然充满了自豪，充满了意气风发，不见一丝的不安，就好像在那个岁月，那个时代，求学、革命是如他之辈人生的唯一选择。

　　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委任状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那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被委任的人，正是张薰华。

　　是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副校长)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张薰华便作为常委并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校办主任)代行学校行政事务。

　　在百废待兴的复旦，“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多细节需要一一操办。

　　“复旦校门后的那块区域，就是在张老师手上从水坑变成平地的。学生宿舍的大屋顶，也是他专程跑到南京工学院，参考梁思成的设计后才决定方案的。”朱国宏说。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张薰华仍不忘坚持学习。他将书籍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薰华选择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经济系任教。

　　李志青说：“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转变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充分显示了张教授作为智者的长远眼光。随着和平年代到来，战场已不再需要刀光剑影，而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选择从教，投身如火如荼的理论研究工作，无疑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阶段。”

　　张薰华发挥在高等数学方面的擅长，讲授经济数学和统计学。1953年，他编写了《统计学原理》讲义，这也是他最早的学术成果，次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

　　195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重视，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上。

　　那个时期他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便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一文。该论文的写作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目的是与前苏联统计学家论战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张薰华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此时，中央党校开办理论班，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张薰华被选派到北京，脱产学习三年。

　　张薰华回忆，当时，理论班汇集了各学科领域中的大师：翦伯赞讲历史、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资本论》……

　　38岁“重新回炉当学生”，他格外珍惜这个机会，全心投入：“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学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所以一定要把书读好。”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著作，全面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训练和培养，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张薰华特别注意体质锻炼，每天早晚各跑步800米，这使他在70岁以后仍保有较好体质。

　　用张薰华自己的话说：“这三年，我在德、智、体方面收获都很大。”

张薰华（前排左二）与蒋学模，尹伯成，叶世昌，徐桂华等老师合影

　　1962年，张薰华返回复旦，任经济系主任。此后，尽管因“文革”中受冲击而中断了工作，他一直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到 1984年 。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科近乎百年的历史上，张薰华老师是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一位。”张军说。

　　张薰华回到复旦后，就一直从事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教学和科研。他沉潜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钻研，孜孜以求，厚积薄发，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