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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四十年,听77级考生讲述当年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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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赵金楼 作者:赵金楼
1976年,高三毕业的赵金楼并没有去父亲安排好的铁路单位当电工,而是选择了去农村插队当知青。一年后,国家恢复高考,他和另外四位知青一起准备参加高考。高考结束后,在他认为考试失利导致求学生涯已经断送之际,却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高考恢复四十年,听77级考生讲述当年的高考故事

恢复高考后,北京五中参加高考的学生。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摄影/翁乃强

1976年,高三毕业的赵金楼并没有去父亲安排好的铁路单位当电工,而是选择了去农村插队当知青。一年后,国家恢复高考,他和另外四位知青一起准备参加高考。高考结束后,在他认为考试失利导致求学生涯已经断送之际,却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77级高考生: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知青的那些日子

1975年刚刚开学,任课语文兼班主任的张兴城老师召集高三应届生开会。会议传达了教育部门的指示精神,告知我们高三学生不再继续受课,将分设拖拉机班、电工班和文艺班,面向农村需要大家自选分班,必须学习和掌握一门农村实用技能。

我是被班主任安排到文艺班的,任务比较简单,排练大合唱、演“三句半”和跳“忠字舞”等节目,手握毛主席语录到农村田间地头宣传和演出。高三上了不到半年就毕业了,三角函数等知识还是高考前自学的。

那一年国家已经不再硬性要求下乡,所以旧社会国高毕业的父亲安排好让我去当铁路电工,在那个时代属于相当不错的工作。但是到了6月份毕业季,我还是坚定选择了插队落户当知青。我要独立走路,自立苦炼。

这受母亲的影响较大,她要求我们8岁以后凡是自己能做之事都要独立去做,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缝补衣裳。

离校下乡的场面历历在目,我们两男三女同学胸带红花坐在马车上,师生们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好热闹好激动啊!但是父母都没到场,也没有给我准备被褥,他们对我是失望的。

过去农村生活实在太艰苦了。青年点就是制瓦房西侧一间屋,一个大土炕,中间木隔断,外边住两男生,里边住三女生,土炕还要自己烧。如何吃饭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商定由同学黄金华做饭,工分大家均摊。

青年点旁边是公用厕所,热气腾腾的馒头一上桌,苍蝇落一层。日制炮弹壳做的钟就挂在青年点旁,特别响,队长一敲,心都要跳出来!

夏天铲地忙季,我们早上两点半起床, 三点半必须出村到地,否则扣工分。黄金华头一天夜里11点半起床做饭,第二天早上两点把面食和咸菜用报纸打包好,每人一份放在桌上,她就去睡觉了。黄金华做的饭菜十分可口,特别是馒头,好吃得不行。前年不幸患癌症去世,大家都非常想念她。

我们夹着纸包,扛着锄头,几乎是边走边睡。大雨浇个透,冰雹手捂头,因为路远旷野,只能忍受。北方农村蚊子特多,抽烟恶习就是这么学会的。

有一次拉小麦,由于女生无力绞紧绳索,只好帮忙,当我帮助第二个同学时,突然感到天黑一片,随之倒下,被紧急送到了大队卫生所,第一次知道这是中暑了。

高考恢复四十年,听77级考生讲述当年的高考故事

在地里割茅草的北大荒知青。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摄影/翁乃强

北方寒冬,零下30多度,“烟炮”刮得睁不开眼,但也要到野外刨粪积肥。春种、夏除、秋割、冬送,我样样都干过,留下伤疤刀痕无数,下乡使我养成了不畏艰难的性格。从未向父母要过钱,年终工分分红还能给家里一百多元钱,在当时也算不少。

我是高中入的党,又是青年点队长,属于“根红苗正”,不久被选调到县“基本路线教育工队(基教队)”。当时农村条件很差,几个人盖一床被子。

基教队有严格的“三同”要求,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我对农民有基本的了解。这种艰苦生活对于农民来说是终生的,但是他们仍然乐观、勤劳、乐于助人。农民到了过年才肯杀头猪吃到肉,但是常请我们到家吃“杀猪菜”,唠家常,平时干活帮助知青接垄是常事。这种真诚关爱难忘至今,也使我受益终生。

坎坷高考路

1977年9月,小道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大家都很兴奋并准备迎战。到了10月,正式听到恢复高考的广播通知,我们5位知青开始挑灯夜战。大家齐努力,好不容易才凑齐了教材,但实情是你问我,我问你,都不会啊!高三差半年,基础又不好,加之忘得差不多啦,无奈只好回校求助老师。

那个年代风气真好!老师听说我们要参加高考,比我们还高兴,无论何时何地,随到随问,百问不烦,甚至帮我解题。他们好像无私帮助还不够似的,有时还留我们吃住在家,指导到深夜。

后来,我回去看望老师多次,但还是感觉做得不够。当时自己非常着急,需要补的基础知识太多了,真的是拼了,一周不上炕,困了就趴在桌上睡,醒了再学。

谁都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只好“自力更生”。午夜虽静,我却烦躁不安,走来走去,举棋不定。昏暗的灯光照着墙壁上仅有的一张全国地图,我凝视着它,渐渐有了思路:第一志愿报云南农业大学园林专业。那时幼稚的想法就是两省距离遥远且又是农科,苦难的知青不会再愿意到遥远的地方读农科,这样基础较差的我或许有望。

考场设在县城,大家只好步行八里,再乘火车,提前一天住在县招待所。考物理那天早饭后,我照例在走廊上背记动量守恒定律公式,太投入了。

忽然,我看了一眼借来的手表,不好,已经开考10分钟!我推门撒腿就跑,那真是拼了命。正值北方的12月下旬,寒风凛冽,雪花飞舞,竟然跑得我头上直冒热气。亏我年华二十,加之天赋短跑,只晚了20多分钟。

监考老师看着满头大汗的我,狠狠地说,“你怎么才来!”,但没拦我。我跑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不顾一切地径直奔向我的座位。此时的我,张着大嘴,喘着大气,心如敲鼓,手直发抖,连笔都握不住了,身心好久才平静下来。

高考恢复四十年,听77级考生讲述当年的高考故事

1978年的高考考场。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摄影/翁乃强

结果,解题步骤没写全,还有一道力学题没做完。无疑,物理考得最糟。但我真的很感谢他,很遗憾不知道这位监考老师的名字。那年黑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据班主任讲,高考作文满分30,我得了29分,这得益于初中时看过刘厚明撰写的《如何写作文》一书。

高考失利,情绪低落到极点。有一天,同学捎信说,班主任找我有事。我低着头,迈进了老师的家门,还没等我开口,班主任就说:“金楼,有件事现在才告诉你。你是咱校高中阶段唯一的预备党员,我认为你第一志愿填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更合适。因此,我改了你的第一志愿,也希望你能理解老师的期望。”

听完此话,我真是欲哭无泪。心想,完了!我的求学生涯可算被您断送了。此时此刻,填报志愿前师生们议论该校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招生简章上的“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军工)”几个字样至今还浮现眼前。

老师说,哈船院前身就是哈军工,是国内知名省内最好的重点院校。该校政审严,分数高,许多领导的子女都曾就读过该校,是优秀青年人向往的院校。原本填报园林植物专业就是一个或许,如今物理考试的不幸,加之志愿的提升,使得自己认定大学希望彻底破灭了。

没过两天,我的一颗切牙就疼了起来,侧脸肿得老高,像个馒头。我仰望着群星灿烂的天空,问老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不让我读完高三,高考为何偏我迟到?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但却企盼奇迹的发生,期盼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1978年2月初,邮递员老远见到我就喊,“金楼,金楼,你的挂号!”我急忙跑过去,一看是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寄来的。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反而有点不敢拆信了,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

这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了,大约只有A4纸的1/3,上面清晰的写道“赵金楼同学:你已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军工)动力工程系内燃机专业录取”。白纸黑字,但我还是又看了一遍。没错!我高喊起来,“录取了,录取了!”连蹦带跳,忘了说声谢谢,忘了一切。

大学岁月

77级入学最特殊,三月初开学。我二月下旬启程,坐了一夜硬座,记得是早上5点多钟下的火车。当时哈尔滨零下三十多度,我戴着狗皮帽子,穿着一件黑色夹克,棉花都漏了出来。背着行李,带着碗筷,独自坐公交来到了学校。

报道之后,王指导员找我简单交谈了几句,任命我担任了77-311班班长,一直连任四年,这很少见。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最小的不足18岁,最大的四川老吴当时是带着两个孩子报道的,年龄相差近20岁。

高考恢复四十年,听77级考生讲述当年的高考故事

文章作者赵金楼

那时候上大学不收费,助学补助分等级,我拿的是一等,每月19.5元,学校里的一切开销,教材、牙膏、伙食……都得从这里出。伙食很差,最贵的菜也就八分钱,白菜清水里面搞点肥油,能见到一两片肥肉就非常不错了。

也不是你想买什么就能买,买饭除了给钱还得给粮票。男同学一个月是32斤,根本不够吃,吃完了就得饿着,所以得省着用。这32斤里面只有四斤是细粮,其余全部是粗粮,像南方的学生就受不了它那大碴子,窝窝头,同学们都长得很“苗条”,见不到胖子。

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都想多学点科学知识,十分刻苦,我觉得这四年就是苦心学习,人人都一样。同学们手持卡片是一道亮景,卡片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汉字。

31号海军楼有固定的辅导室,也是四年大家学习的地方,中午大都趴在桌子上休息。同学们从31号楼回到宿舍14号楼大都独立而行,买饭排队长达十几米,都是低着头背单词,非常专注。有些同学“吃书”,买本小英语词典,背会一页撕一页,然后再买一本再撕,现在我看不到此景了。当时那么厚的苏联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同学们至少做一遍。

在那个年代,大家生活简洁,事也很少。记得只学过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政治课程,学时主要用在专业科学知识上。下午跟晚上从没上过课,只有上午有课,其余时间都去图书馆借书,再回辅导室自习。

哈船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无论冬夏,6点吹军号,10分钟后要列队点名,跑步千米。定置化管理也是学校一大特色,四年饭桌固定,辅导室固定,座位固定,作为班长曾为同学调座位伤过脑筋。

军工的学生管理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学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一旦被发现同时开除,基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男女双行看不到,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倒是允许。回想起来,倒也有好处,养成了守纪律、做事有规矩的习惯。当年哈船院77级招生总数才600多人,女生不足10%,导弹系全是男生。

当时调皮捣蛋的同学见不到,但是维权意识很强。食堂的饭做得不好了,少斤短两了,为此同学们贴过大字报,画过漫画,罢过餐。有件事给我的记忆最深,在大一下学期,有位50多岁的老教师人很好,但是刚农村下放从教,讲偏微分方程,有时讲错,有时习题不会解了,很尴尬,开始同学们还上讲台帮助解题,后来联名上书炒了他鱿鱼。

我们本科论文(那个年代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所以还不能叫做学士学位论文)做了一年半,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真正做论文的时间又是多长呢?记得指导老师苏文地拿出一本几百页的英文原版《内燃机原理》书说,“你们三个同学拿回去翻译,一个月之后交稿” 。我们得用格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工工整整的写好交给老师,可想翻译后的稿纸有多厚!

从教35年

1982年元月10日,系里管了顿散伙饭,没带学士帽,没有颁证仪式,我就如此简单地本科毕业了。那个时代,毕业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基本没有挑选的余地。由于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自然供不应求,加之年龄偏大者居多,因此绝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就业。我开始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国家干部局,后来又要我留校。

留校干了三年指导员(也兼点课),每个男生宿舍我都住一周,实行宿舍标准化管理,因此学生工作一直走在全校前头。时任校党委书记卓明同志在校《船工周报》第5期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号召全校师生学习。

在后来的几年里,学校党委和省委几次选调过我,曾有过坐“直升机”经历。1985年11月,时任校组织部长李铁民说,黑龙江省120个处级干部候选人中我排名第一,直接任命我为黑龙江省教委大学党委基层处正处长,还把我的档案给调走了。我一个星期没去上任,因为这事李部长还挺生气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你去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感觉那个年代你做的怎样,组织上都能看得见,想着你。

我当过动力系指导员、团委书,负责过分配工作,受到的干扰不少,但不愿违心去做。我向校领导汇报说,还是想静静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多看点书,更充实一些,觉得当老师蛮好。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从教35年,无论做什么,都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关键词: 责任编辑:宋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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