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巨型城市。而此次发现的墓葬则显示,当时社会高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权贵的手里。它对实证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提供了扎实的考古资料。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俯瞰岗上遗址,其平面并不规整,外部轮廓呈倒靴状。该遗址东西最大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这让其成为海岱地区(即黄海西岸至泰山南北的广大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近日,山东省滕州岗上遗址考古项目成功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山东时隔4年后,第二十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获得次数位居全国前列。
岗上遗址的面积之大,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感叹: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巨型城市。而此次发现的墓葬则显示,当时社会高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权贵的手里。
陈星灿说:“它对实证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提供了扎实的考古资料。”
岗上遗址规模庞大、形制规整
位于山东南部的滕州,属于省辖县级市,由枣庄市代管。
作为各类“全国百强县”榜单上的常客,滕州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其境内考古发掘的距今7300年的“北辛文化”遗址,表明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此外,滕州还是“科圣”墨子、“工匠祖师”鲁班、“造车鼻祖”奚仲、孟尝君、毛遂的故里。
而岗上遗址便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原为岗上村)东部漷河两岸。一条公路、一条河流将该遗址划分为东、西、南3部分。
据了解,岗上遗址于1956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61年开始发掘。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勘探。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炭标本,经放射同位素碳14确定,其年代距今约6100年—4500年,延续时间为近2000年。该遗址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
朱超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岗上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他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过去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最大城址面积只有10多万平方米,岗上城址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形制规整、功能结构较为齐全,证明海岱地区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进入古国时代。”
千年遗址无语,其深埋的文物却勾勒出先人们的生活场景。这里依水而建,早在5000多年前便成为先民氏族部落的聚集地。人们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打猎捕捞,繁衍生息,形成城市。
在该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当时基槽式房址,从而了解到5000年前先人们的建房情况;同时,发现了该遗址外围的城壕和城墙。
扮演护城河角色的城壕,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米—22米,残高不足1米,壕沟宽10米—60米,最深处2.8米。
上述种种元素构成了先前城市的标志性场景。
陪葬品显示出聚落手工业专业化发展
以觚、大口尊为代表的成套成组的陶礼器,罕见的四人一次合葬墓……岗上遗址墓地的发掘使考古学家获得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材料。
岗上遗址晚期大墓出现三联棺以及头箱、脚箱、边箱等器物箱结构,葬具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与鲁北地区焦家、大汶口等遗址中大墓棺椁俱全的葬具结构形成鲜明差异,二者共同构成了最早的棺椁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岗上遗址还首次发现了3座保存较好的胎儿瓮棺葬,葬具皆为倒扣的陶鼎。经考古学家鉴定,人骨皆为6—7个月的胎儿。专家认为,这为了解当时对待流产胎儿的丧葬观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据介绍,遗址发掘出的一座四人一次合葬墓非常罕见。该墓长3.3米,宽3.2米,葬具为三联棺,带有头箱及边箱,随葬陶器数量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0件。墓葬中的4人自北向南年龄呈递减之势,而随葬玉钺从类型、数量、玉质及大小等方面也表现出递减之势,不同墓主人间表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差异。
此外,岗上遗址还出土了以钺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质的鹿角锄、杖形器,鳄鱼皮,陶鼓,涂朱龟甲,以觚、大口尊为代表的成套成组的陶礼器,以及较为少见的鳄鱼骨板。
朱超说,岗上遗址出土的鳄鱼骨板刷新了之前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该类器物的绝对年代和数量,既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也是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次。
鳄鱼骨板一般为方形、近方形、椭圆形,一面平而微微内凹,多见针尖一样的小孔,另一面中间有微微凸起的直脊,脊两侧布满近圆形或不规则的小凹坑。作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鳄鱼骨板一般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成为重要的礼器。
“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产及高等级玉、石、骨、角器的出现,显示这一时期聚落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成套礼器的发现则表明大汶口文化丧葬中的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明确了海岱地区是中国礼制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墓葬形式具有明显等级分化现象
在岗上遗址的南部发掘区,考古人员共发现16座竖穴土坑墓。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朱超注意到大中小型墓差异巨大,从墓葬体量、葬具结构以及随葬品等多个方面都有体现。大型墓分布紧凑,葬具齐全,往往有器物箱或棺下放置枕木。其中,男性均随葬玉钺或石钺,女性随葬玉器则以饰品为主,其中绿松石最多;中型墓多为一棺,随葬品较少,小型墓多无葬具和随葬品。这是财富掌握多寡和社会地位分化的标志。
一些重要陶器如觚形杯、大口尊等仅出现于大墓中,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结合其他不同类型的礼制性器物,特别是玉钺的成组出现,说明此时的墓葬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
朱超认为:“岗上遗址的不同类墓葬分群现象格外清晰,这是墓地空间布局经过规划的结果。墓葬的形式往往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状态,说明早在新石器文化晚期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贫富差距和等级分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