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传近千年 一朝迷雾散——陕西江村大墓是这样被确认为汉文帝霸陵的

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所在区位，似乎在历史上早有定论。然而，近千年来被认为是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却并不是这位帝王的真正归宿之所。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后，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选。汉文帝霸陵位置的确认，不仅纠正了讹传之误，也填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

半个世纪的考古接力

早在元代，就有史料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凤凰嘴”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凸出的山头，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其山，不起坟”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碑石，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题写的“汉文帝霸陵”石碑也在此处。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汉文帝的霸陵位于“凤凰嘴”。

“文献记载，汉文帝决定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这个记载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里误导了人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但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汉文帝的霸陵所在地。

2011年至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带队对霸陵、南陵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那时，尽管我们已经探明‘凤凰嘴’无任何陵墓遗存，但要直接说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证据资料还是不足。”马永嬴说，“直到2019年，我们惊喜地发现，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外围有更大范围的陵园园墙遗存，这说明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同处一个大陵园中。”由于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是“同茔异穴”的葬制，而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同茔”，这成为确认汉文帝霸陵的关键性证据。

至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接力，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完整证据链条已全部呈现：其一，江村大墓有4条墓道，呈“亞”字形，且规模巨大，这在汉代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皇后可以使用;其二，对“凤凰嘴”进行考古勘察后，没有发现墓葬和相关文物，这对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是个强有力的支撑;其三，将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围合在一起的外陵园的发现，表明了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关系符合西汉帝陵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其四，在江村大墓外藏坑发现了诸如“中司空印”“北葆司空”等明器官印，这说明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机构，数量众多的外藏坑围绕江村大墓，它的墓主非皇帝莫属。

“减礼不减制”的薄葬理念

“霸陵真正位置的确认，让田野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工作有了明确的对象，也让人们对于汉文帝的薄葬和节俭，有了新的认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说。

汉文帝刘恒为西汉第三代皇帝、“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的陵墓霸陵因“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而没有封土，其地望虽在白鹿原，但具体位置却在历史演变中逐渐模糊。“此次江村大墓的发现明确了霸陵不再是以‘因山为陵’而作为西汉帝陵中的一个特例，需要重新审视其在西汉帝陵形制布局发展演变中的地位。”曹龙说。

江村大墓的形制为“亞”字形，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3米，四周环绕115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窦皇后陵现存“覆斗形”封土，墓葬呈“亞”字形，陵侧有10多座外藏坑，周围有夯土园墙和门址。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外围的夯墙遗址，东西残长1200多米，南北860多米，墙宽约3.5米，该墙址就是围合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大陵园墙。在大陵园内外，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外藏坑、建筑(包括陶窑)遗址、陪葬墓等文物遗存。

“汉文帝的薄葬，主要的体现就是‘减礼不减制’。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地势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陵园以石为界，不修筑高大的陵园园墙。但是汉文帝毕竟是一国之君，虽然可以‘减礼’，但是帝王的规制却要充分体现。”曹龙介绍，虽然《史记》和《汉书》等多部古籍都曾经记载了汉文帝的薄葬，但是此次霸陵的确认，让人们对汉文帝的“薄葬”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弥补西汉帝陵演变关键环节

“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汉文帝开启了‘文景之治’，当时是西汉转型的过渡时期，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政治思想都在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帝陵制度上。”马永嬴说，霸陵位置的确定，以及陵园形制的掌握，填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对西汉帝陵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西汉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研究来讲，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的，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的形制布局上承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阳陵、茂陵等陵园规制，是研究、探讨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此外，南陵外藏坑出土了众多带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包括熊、狼、豹子等。这些金银器具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风格，体现了先秦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