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中，劳动关系认定是争议焦点，也是挡在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第一道槛’。”代表委员建议明确企业主体责任，把好用工入口关，尽快补齐法律短板，别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在劳动关系认定上。

“我到底是谁的员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从业者。

“以外卖员为例，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把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转晕’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闵行区副区长刘艳在调研时发现，除了“层层转包”，还有企业诱导外卖员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使其失去“员工身份”。

“一些平台企业‘甩锅’设计层出不穷，让劳动关系认定困难。”中国邮政集团上海市邮区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代表了解到，仅外卖平台就有8种用工模式。

在用工链条长、主体多元、雇主“隐形”的新业态领域，按传统“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标准认定劳动关系可能“水土不服”。“剥开各种用工形式的‘外壳’，可以看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清晰关系。”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代表以外卖员为例分析说，外卖员接受平台的考勤管理，工资发放周期具有固定性，本质上还是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他认为，应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严禁诱导劳动者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刘艳代表建议，对平台企业及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制，由人社部门定期加强检查。同时，参照劳务派遣模式，平台企业只进行一次用工“转移”，配套企业不得再次转包。

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最基本的保护。法律界代表委员呼吁，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明确的“法律身份”。

“我国现行劳动法体系构建在传统就业模式的场景之上，用现行法律解决新就业形态领域的实际问题，面临着理论和实务双重困境。”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厉莉代表建议，尽快出台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劳动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法在普遍保护劳动关系的同时，也设立了专门章节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给予特殊保护，这为劳动法保护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参考。”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委员建议，尽快修改劳动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将其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明确新业态用工属于新型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