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于漪是无数中国教师心中的偶像。从教70年，开设了近2000节公开课、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写下了40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3年前，她获得“人民教育家”这一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国家荣誉称号。《面对面》推出《共和国功勋人物》，在上海专访了于漪。

“一切为民族”

于漪出生在江苏镇江，1937年，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时，她就读的小学被迫解散。在最后一节音乐课上，年轻的老师教孩子们唱的是《苏武牧羊》。

于漪：老师教一句我们就唱一句，结果教着教着这个老师就非常激动，激动了以后他就流泪了，他说明天学校就关门了，我们一定要打回来，当时我们小孩子，没有听到过那种大字眼，但是老师这种激情，这种流泪，让我们幼小的心灵一下子懂事了。

记者：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这种过程里面，幼小的心灵对于国家才会有概念。

于漪：什么叫家破人亡，不是四个字写在纸上，说在嘴上，那种苦难，那种人民遭受的灾难是刻骨铭心，永世不忘。所以一定要学历史，我们这种受屈辱的历史是不能够忘记的。

经历了逃难之后，于漪辗转考到了镇江中学，这所学校的校训是“一切为民族”，在这里，国文老师教授《陈情表》中“茕茕孑立”一词时，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于漪：他说注意这个词读“茕”，大家要看清楚，这个下面不是一撇，是一竖，笔直，笔直。他在黑板上就写了一个大字“茕”，笔直，笔直，记得再穷脊梁骨要硬，他教的是字形字音，给我们撒播的是做人道理。我们今天讲上课要有德育，这不就是德育吗？

记者：这一个竖就说明了一切？

于漪：笔直，笔直，他做个样子给我们。学校的校训“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就成为我血液里头最最重要的东西。基础教育是给人从事基本建设的，基础这个根要打得正，扎得深，它就不会被风吹雨打歪掉。如果从小根不正不深就不行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家长的宝贝，你要把每一个孩子教好。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一辈子要在基础教育？我说我自己深受优质基础教育的培养，师恩难忘。要把这些传承下来，要发展，要创新。

18岁那年，于漪考入复旦大学。免学费、免生活费的教育系对于漪来说，是最经济的选择，更是内心早就播下的种子。

培根铸魂

1951年，大学毕业后的于漪成为原上海第二师范学校的一名历史老师。8年后，因为工作需要，她从历史转行教语文。为了成为不耽误孩子的语文老师，于漪每天晚上9点以前工作，9点以后学习，两三年下来，她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过了一遍。她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阅读于漪的手稿《学海探珠》时，曾拍案赞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

于漪对学生的爱也是持久而强大的。她常说，师爱超越亲子之爱，学生就是我的天下。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也重点关注过家长搞不定、想要放弃的孩子。

于漪：教师第一本领要看出孩子身上优点，你不能代替他成长，一定是靠他自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叫蒋志平，他爸爸是很好的一个企业干部，先宠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小孩皮得要死，打架、逃课、欺负同学。没有办法了，父亲要把他赶走。跟我讲我不要这个儿子，于老师我送给你。我说我要你儿子干什么？现在管不住了你要把他赶走，我就要缓和，我把他带到家里。我把他带回来跟他爸爸讲，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要共同来教育他，他本质并不坏。那个时候喜欢装半导体，我就根据他这个爱好买半导体，弄到家里来帮他装。他就等于我的孩子一样，跟我一起上班，再回来。那个时候大家经济都比较紧张，有点好吃的，买荤菜都要给他吃，都是将心比心的。

记者：您带这个孩子多久？

于漪：住了大概个把月，慢慢好了，跟他父亲的关系就好了。

记者：您是把他当自己孩子在养？

于漪：一定，都是自己的后代，国家的后代不都是你自己的后代吗？

因为把尊重孩子、爱孩子作为自己的信条，于漪总能找到让孩子爱上语文，爱上学习的方法。

于漪：我可以把对语文恨得要死的人，最后让他很喜欢。他数学比较好，但是语文一塌糊涂，错别字连篇。我就发现他有个兴趣，一天到晚裤脚管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经常都是泥，干什么？捉鱼捉虾。我说这样，我办公室里有个脸盆，你把捉的鱼虾养到我这里来，你每天来看它。我其实培养他的观察力，培养他的耐心，结果他写了一篇文章，我真的写不出来，写得生动。他写乌龟跟龙虾打架，这个龙虾是怎么样先把腰弯起来，然后再战。因为他看得仔细，那么我就把他找到办公室来，帮他一边改，这个字错了，那个字错了。他不好意思，于老师我错的字那么多。我说不要紧，慢慢你就会改正。我讲评的时候把它印出来，印了几篇文章，他的是其中一篇，讲给他们听，我说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仔细观察，你要写出东西出来，你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学生都很惊讶，晓得他语文从来不及格。

记者：这给他多少信心啊。

于漪：后来我每个星期六下午，如果不开会，我一定带他们出去到博物馆。有一次我带他们去看灯展，结果他说于老师我看得还不够，我星期天再来看好吧，我说好的，兴趣来了，确实靠他自己，他有这样主动性积极性，本来是一个好一个差，慢慢就上来了。

1978年，工作突出的于漪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

记者：您从教师转到做校长，这中间区别特别大吗？

于漪：从工作上来讲范围更大一点，但是很多问题我都思考过。比如说我学校劳动教育，我学校一百二十几亩地没有一个清洁工，全是老师跟学生自己。为什么？只有自己付出劳动建设美好的校园，他才知道你的劳动价值。因为我培养的师范生将来都要去做教师，如果身体很懒，没有劳动习惯，怎么培养孩子？

记者：您怎么考核他们？

于漪：我的考核都很简单，反正有二十几个班去轮，总归是二十几天里头有一天是不上课的，负责全校劳动，检查，到各个岗位。

记者：大家有没有人会说您特别严厉或者说管得太多了，会吗？

于漪：我是制度管人，我只讲道理，所有制度是思想先行，比如说我的住所全是自己打扫，鞋子一条线，热水瓶一条线，毛巾一条线，随时都是开放的，都可以检查，我不是做给人家看，我要孩子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倒饭，我一看这泔水缸，不得了。我很简单食堂里拿个脸盆，我把泔水缸里头馒头这些捞出来，我去一个一个教室讲，我们不是培养大少爷，大小姐。你们小学一年级就学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怎么倒了？我们西部中部那么穷，你怎么忍心倒了。

记者：您是校长，您就一个班一个班去讲。

于漪：孩子很感动，然后制度保证，女孩子二两饭吃不下，你买一两半，你可以灵活。管理育人，主要是育人，育人是水磨的工夫，不是做个报告就行的，平时要有规矩。

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20世纪90年代初，于漪撰文《弘扬人文，改革弊端》，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这个观点被21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的课程标准所采用，深刻改变了我国语文教学的模式。

“大先生”于漪

在高负荷工作的几十年里，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于漪，但她始终站在基础教育的第一线。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她曾经腰椎骨折，不得不卧床3个多月，但只要能坐起来，她就回到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

记者：您平常是睡在这个房间，这么简朴的床，真的很简单。

于漪：我们都是非常简单生活。

记者：屋子摆设也都是很简单。

于漪：都是非常简单，这是书法家杨永健写的，滋兰树蕙。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学生都要教好，实际上都是成长、成人、成才。

记者：您一辈子将近七十年从教经历，就是在做滋兰树蕙的事情。

于漪：实际上也就是做到滋兰，因为为国家为老百姓真的滋兰树蕙，是一种幸福，真的是幸福，觉得非常有意义。一看孩子成长了就快乐得不得了，苦跟乐是连在一起的，你没有那个辛苦，你就不能够尝到由衷的快乐。

现在，于漪虽然已经93岁了，但是，每天她还会坐在小桌前，写下自己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建议。在于漪看来，教育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生命展开的过程。而对于她自己，就像钉在三尺讲台上的一柱红烛，那些许微光，在无限地延伸。

记者：您青年时期曾经读闻一多先生的散文，就很喜欢他的这篇《红烛》。

于漪：因为我在想做老师本身，主要就是为别人来建立平台，因为你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你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让他成长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记者：您让我想到老师这个职业也是这样的。

于漪：你把学生培养出来，这就是你追求的生命价值，我们就是要有这种胸怀，所以我说老师不仅是技能技巧，确实要有宽广的胸怀。

记者：大先生。

于漪：是大爱，所以我说责任大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