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是有声音的。帐篷外高压锅突突冒气的声音，直升机起降嗡嗡的轰鸣声，牦牛脖子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咔嚓裂开、轰隆坍塌的冰崩声。直到临近8848米，风声从耳后绕到头顶，雪风呼啸，雪坡平滑，周围空旷，而且寂静。

46岁的盲人张洪正是听着这些声音站上了世界之巅。2021年5月24日上午11点15分，天空呈淡蓝色，大风吹散薄雾，阳光照耀着五彩经幡，它们覆盖在略微倾斜的雪坡上，在凛冽的寒风中随风飘扬，远处的背景里，连绵的雪山冷峻而又庄严。

张洪穿着一身红色登山服，戴着护目镜，氧气面罩，除了衣服上绣着的名字和五星红旗，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他是谁。夏尔巴向导抱着张洪说：“张洪，You Summit（你登顶了）。”张洪没有力气回应，他隐约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人群欢呼的声音。之前，他曾模拟过登顶之后要喊的口号，打算做的动作，在这一刻，全忘了。

张洪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一路险象环生。距离登顶100米处，张洪的氧气瓶调节阀冻住了，氧气开始泄漏。向导强子和随行摄影师，决定把自己的氧气瓶留给张洪使用，他们放弃登顶，回到4号营地等候。张洪面对的是未知的前路和无法用中文交流的夏尔巴向导，这是张洪最有感触的情节，如实在纪录电影《让世界看见我》中呈现。

此后，和摄影师一同消失的，还有视觉能呈现的影像。登顶以及下山返回还有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危险旅程，纪录电影留给观众的是一片黑色想象，以及厚重的喘息声。

张洪“听”了五遍电影，周围人的描述，帮他拼凑出视觉缺失的部分。

2021年5月下旬，张洪攀登珠峰过程中。受访者供图

最后的死亡地带

中文向导强子和摄影师离开后的故事，电影里没有太多呈现。

在海拔8700米处，一般人缺乏辅助氧气很难挺过十分钟。为了保证张洪能够安全登顶，包括强子本人和两位摄影师在内的五人下撤，留下足够的氧气，让三个状态最好的夏尔巴向导帮助张洪继续冲顶。夏尔巴，这是一个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民族，因给登山者当向导而闻名。每年，他们都会先行上山修好路绳，沿途背运氧气瓶等补给，需要的时候救援登山者，人们则沿着路绳向上攀登。

张洪想过和强子一起下撤。强子对他说，“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登顶，对你来说，你可能一生就这一次机会。”说完，强子推了张洪一把，让他继续前进。

刚刚分开的几分钟，张洪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出于攀登的惯性，跟随着前方一米多远夏尔巴的脚步，走了没多远他突然惊醒，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恐惧”。

“我突然想到，不对呀，他们3个夏尔巴一句中文都不会讲，我也不会讲英文，那怎么弄？”在海拔8000多米处，风速将近6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七级风力。

黑暗中，登山者的头灯连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光带。没人拍照，没人说话，一支静默的队伍。

那个时刻，张洪的感受是“快完了”。距离顶峰只有不到100米，放弃不甘心，继续走凶多吉少，他靠着“我来干啥来着？”“不怕死才能活得更好”这些心理暗示来缓解恐惧。

他和夏尔巴用最简单的单词，“go、up、stop”来交流。在狂风呼啸中，他们的嘴巴被氧气面罩全部盖住，即使这样的单词，也要靠吼才能勉强听见。张洪问夏尔巴还有多久登顶，对方回答，半小时。张洪感觉，走了很多个“半小时”，仍然没有登顶。后来他才知道，全世界的夏尔巴都是这么回答登山者的。

在一个又一个“半小时”后，他们迎来了登顶珠峰的最后一关：希拉里台阶。这是海拔8790米的一处高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这条身处“死亡区”的山脊是登顶的必经之路。因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盖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于此而得名。

这条仅仅12米长的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几乎是垂直的，宽度仅有30厘米左右，两边则是上千米的悬崖，通常只能允许一人通过，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个脚掌。

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至今，70年来，有近200位登山者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希拉里台阶。张洪到达的12天前，一位瑞士登山者和一位美籍华人因为体能衰竭，在这里失去生命。

到达希拉里台阶的时候，张洪已经走不动了，冰爪在岩石表面容易打滑，站不稳。他只好蹲下，用一只手触摸安全的落脚点，然后支撑身体把脚抬出去，在这样的反复中，花了近两个小时顺利爬上了12米长的希拉里台阶。

张洪记得，后面的夏尔巴曾大声对他吼道，“No，No，Stop，Stop”，他赶紧收回了已经迈出去的右脚。

下山后从翻译口中得知，夏尔巴人冲他吼的地方，但凡有点偏差，张洪可能直接坠落2500米，自由落体2分钟，“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忆人生”。

为什么一定要登珠峰？

张洪在失明前从未见过珠峰的图片。

在珠峰这个目标出现之前，他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单纯为了活着，“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于生活平淡的张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抽象的理想，想要做出点事，但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体的事情是什么。

身边的人难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辈子这样平稳过去，这是99%的盲人能够为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这样过一辈子”。

从抽象到具体的路上，他折腾了很多年。

2023年1月5日，北京，登山家、盲人张洪。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张洪出生在重庆，父亲和叔叔都是双目失明的盲人，张洪是他们的盲杖。四五岁时发生的场景，张洪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清晰。年幼的他，用一根竹竿牵着父亲和叔叔翻过大山，到十公里以外的镇上乞讨。

有一次脚下一滑，他们摔进了路边的水田。一身泥水的张洪等来的是父亲的责骂，呵斥声引来了围观的村民，在人们议论纷纷中，一颗怨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为什么我是盲人的儿子？”

后来，张洪考上了高中，但没有条件上。他按照家人的建议去了成都，学按摩。在那里，他结识了同样学习护理的夏琼，两人谈起了恋爱，那时的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

但命运似乎没有给他特别的垂青。21岁时，由于青光眼，张洪在短短三个月内完全失明。光明的未来突然坠入深渊，张洪变得暴躁易怒，他把自己关在房间，摔碎了几个收音机，也想过结束生命。

夏琼没有离开，而是一次次阻止张洪自杀。当时他们在成都，没有固定工作。夏琼去批发小商品，摆起地摊。收摊后，她回家给张洪做饭，因为做饭口味问题，张洪发过脾气；因为看不见，坐下的时候膝盖碰触到桌子，张洪怒吼过，把盛饭菜的碗碟摔碎。“看不见，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夏琼的委屈往心里藏，她默默收拾完饭菜，躲到没人的地方流泪。接受失明这一现实张洪用了近一年时间，日子在反复的暴躁内疚道歉中度过。在一片反对声中，夏琼依然选择和张洪结婚。

婚后，他们开了按摩店，张洪手艺好，日日勤恳经营，生活渐渐安顿。他们买了房子，生了孩子，生活本可以一直这样平静下去。但张洪不愿被盲人这一标签限定人生边界。

他把按摩店转让，带着夏琼辗转昆明、上海，打工、继续开按摩店、卖保险、做直销，什么都想去尝试，要找到那一件“具体的事”。

因为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张洪和夏琼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成都。2012年，张洪被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聘为临床理疗科医生。

不久后，他们举家迁往拉萨，一个离雪山近的地方。

在拉萨，张洪结识了登山家洛则。洛则成功登顶了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在见面以前，张洪觉得登山家是偶像级的人物，他抱着崇拜的心情前往。在喝茶的过程中，洛则聊起登山的点滴，垂直的冰壁、危险的冰崩、遇难的队友，这些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开始在张洪心里留下印记。

他突然发问，“有没有盲人登上珠穆朗玛峰？”洛则回答，“有，一个叫Eric的美国人。”“我可以尝试吗？”就是这一句随意的玩笑话，成为张洪人生中一个特殊的起点。

那是2016年，不喜欢运动的张洪，40岁的年纪开始出发。

40岁开始登山

张洪后来才知道，那位登顶珠峰的盲人Eric，从小就是运动健将，擅长摔跤、攀岩。相比之下，没有运动经验的他显得“不知天高地厚”。

玩笑话说完的两周以后，从徒步开始，洛则带着张洪去拉萨周边的山上练习。

张洪不知道有登山鞋、登山杖，他穿了一双普通运动鞋，拿了一根盲杖，拽着洛则的胳膊，兴致冲冲向上爬。因为海拔高，路上全是砂石，走路容易打滑，经常走几步就会摔倒，张洪身上有了许多小擦伤。尽管如此，洛则肯定了他的反应力、平衡力、协调力。

就这样，爬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张洪找到了登山的乐趣。虽然看不见，但是离开城市喧嚣后的大自然，空旷、安静，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让他感到放松、开阔。“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自己对话，也可以和大自然对话。”因为登山，他也逐渐打开自己封闭的生活圈，开始主动结识山友。

5800米的雪古拉峰是他第一次登顶的山峰。站在峰顶，山风呼啸而过，吹得旗子招展，一种干净利落的声音。张洪更加确定了，登山，就是那个抽象的方向，那个一直在寻找的“具体的事”。

他不只是为自己，也想为夏琼和儿子做点什么。从夏琼决定和张洪结婚那时起，她似乎和原生家庭渐行渐远，失去了娘家的尊重和支持。张洪也比任何人都了解作为盲人的儿子会面临什么，他不愿意儿子一直经受外界的轻视。

张洪想要证明夏琼的选择没有错，想给儿子树立榜样。但这种赢得尊重的方式一定是登珠峰吗？

夏琼没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她更愿意平静安稳地相守。张洪为她去做的，是她想要的吗？以可能付出生命的方式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有这个必要吗？也许这样的追问在两个人的内心深处不一定有同样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夏琼再一次在担忧、不安中选择了支持。

2016年7月，张洪在一次登顶珠峰的分享会中主动结识了泽龙。登山家泽龙曾经在下山途中出现雪盲，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安全下山，这给张洪莫大鼓舞，他觉得，看不见，也是可以登珠峰的。

2021年5月，张洪在向导的辅助下，借助路绳的牵引向上攀登。受访者供图

此后几年，张洪陆续登顶了几座海拔7000米的雪山。

但并不是一帆风顺。2017年12月，泽龙带领张洪攀登卓木拉日康的峰顶。下山途中，时间很紧，泽龙让张洪坐在滑雪板上，他在后面用绳子拽住来控制方向和速度。突然，张洪感到脚碰到了一块硬硬的边缘，但他不知道是什么。

泽龙指导他右脚踩住雪地，慢慢向右转身，再上前几步把他扶起来。等张洪站稳以后才知道，刚才，他已经滑到一个冰裂缝的边上，左脚已经悬空，如果再向前半步，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张洪与死神的一次亲密接触。

有些微妙的情绪也在这时开始滋生出来。张洪开始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别人登山可以欣赏无与伦比的美景，也可以拍出很棒很酷的照片，那我的收获是什么呢？”

问归问，问完之后，这依然是他那时为止能找到的目标。

“你一个瞎子，你认为真有人支持你吗？”

普通人从尼泊尔攀登珠峰大概需要5万美元。

一个盲人呢？

交通、帐篷、物资、餐饮、保险，比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夏尔巴向导，因为这些后勤保障，盲人攀登需要的费用常常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大约是15万-20万美元。张洪面临的首个困境是，钱从哪里来？

不花这么多钱的时候，张洪可以凭借自身的毅力去登山。但珠峰不同，靠自己一个人走不通了。张洪曾放下面子，跟亲戚朋友借，“我要去登珠峰”，这在农村百姓看来是“疯子”行为，既没有冒险的必要，更不值得花钱，他收获的往往是阴阳怪气的嘲讽。“你一个瞎子，你认为真有人支持你吗？无非是同情你、可怜你，不愿意伤害你而已，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按摩养活自己吧。”

但夏琼支持，她和亲戚说，“他都已经看不见了，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他追求梦想。”她陪着张洪训练体能，去健身房，去爬楼梯。张洪常常四点钟、五点钟爬起来，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穿着高山靴负重30多公斤，爬12层的楼梯，来回20多趟。

张洪的向导也换了。向导名叫强子，拥有十多年的高山攀登经验，从这个时候起，攀登珠峰的团队算正式组建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登山经验较少的新手，一个是没有与盲人相处经验的教练。

他一边帮张洪做体能训练，一边总是发出最直接的灵魂拷问。“你都不会攀冰，要怎样通过飘忽不定的随时可能崩塌的昆布冰川，怎样爬上垂直的冰壁，还有纵横交错的冰裂缝。这些对常人来说都很困难，你怎么过得去？你怎样面对长达数百米的洛子壁，又怎样躲避掉下来的石头和冰块？还有每一年都有人遇难的希拉里台阶，你怎么上？”

张洪正在借助横梯通过冰裂缝，下面往往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深渊。图片来源：纪录电影《让世界看见我》

在出发之前，包括张洪在内，没有人确定能筹到钱，更没有人能确定他的身体做好了准备。

一边体能训练不能放松，一边筹钱，张洪的心理压力很大。强子常常说张洪绷得太紧，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张洪也紧张，纪录片团队已经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后去不成，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在出发前一年，他还没有筹到一分钱。为了借款，他会为一些商店开业的活动站台，他向朋友开口，频频喝白酒碰杯，最后吐得不省人事，朋友却在电话的频繁催促中离开了，当然好在最后对方为他提供了帮助。除了自己筹集的部分，基金会帮忙，企业赞助，他所在的西藏阜康医院也帮忙，五千美元五千美元的累加，在低头、放下自尊、抛开别人的重重疑虑之后，钱终于凑够了。

钱够了身体可以吗？一路上关于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频繁在他心里胶着，如果攀登不成功，余生该怎么生活？在爬楼梯，在四姑娘山拉练，这种成败的想法每天都在心里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临近没有任何缓解。

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努力过了仍然失败，也许就接受，“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在出发尼泊尔之前，他带妻子夏琼去了海边。这是一场告别之旅，之前相伴数十年，去看大海的梦想夏琼常在他耳边念叨，但是过去张洪对游玩没有心思，只想埋头做那件“特别的事”。

直到要出发去攀登珠峰，不知道去了能不能回来，也许是生离，也许是死别，他心想，如果回不来，至少带妻子实现一个简单的愿望。

夏琼在海边，说了一句让他大为惊讶的话，“你的梦想是向往高山，我的梦想是向往大海，事实证明，高山和大海是可以在一起的。”

两天后，3月30日，张洪坐上了去往尼泊尔的飞机，正式开始他的珠峰挑战。

“生命是被动的”

海拔5943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彩色帐篷绵延一两公里，四周冰川遍布。能看到日照金山，也能听到“轰隆隆”的雪崩声。

大本营像一个地球村，汇聚了上千人，有登山者、向导、医生、厨师等。这里设施相对完善，餐室、厕所、充电板一应俱全，还能吃上麻辣火锅。每天，直升机在山头来回穿梭，运送物资，帮助救援。

张洪在这里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做完了行前准备、和夏尔巴向导磨合、进行高海拔适应训练、登山装备的适应性训练等。

他们先是在崩塌的地面上走，耳边不时传来冰崩和雪崩的声音，张洪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本能反应是快跑。因为看不见，总觉得崩塌的声音就在附近。强子会提醒他冰崩离得很远，可以放轻松。强子还说，因为看不见，张洪的刺激点应该比普通人更高。在训练初期，强子似乎还不能对“看不见”感同身受，不能理解声音带来的恐惧。

到达珠峰大本营后，强子带领张洪进行攀冰训练。受访者供图

当张洪在队伍中停下来调整呼吸，他会毫不客气地催促，“后面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如果速度太慢，大大拉长到下一个营地的时间，将对体能造成极大消耗，快速通过才能降低风险。“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给你大开绿灯。”这样直接而坦诚的交锋在他们登山过程中并不少见。

当张洪因为攀冰拉练受挫，想要减少拉练保存体能，降低风险的时候，两人曾经发生过争吵，张洪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叫个直升机，我今天就回去。”“你之前没有攀过冰吗？你翻脸不能比翻书还快！”

直到强子蒙着眼睛在碎石地里走了一圈。他每迈一步都小心翼翼，伴随着迟疑和慌张，最后脚步停下的地方，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摘掉眼罩后，他和张洪的微小芥蒂似乎也破解了，他多了几分理解。“确实不应该催他，可能我以前认为这里面缺少了信任，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这个信任已经给到了最多，或者给到了极限。”

准备一个多月后，剩下的就是静待登顶的窗口期了。每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集中在五月下旬那十多天，需要天气足够晴朗、风力足够温和。因为连日大雪，气候恶劣，张洪推迟了两次出发日期，错过窗口期，前期的所有努力将付诸东流，内心的焦虑和无助蔓延到团队每个人身上。

等待期间没有任何事可做，张洪的胆囊炎还复发了。他侧身躺在帐篷的床上，隆起的橙色盖被微微抖动，隐隐听得到几声轻微的呜咽，极寒、缺氧、病痛、不可预估的窗口期，种种困苦细密交织在一起，他蜷缩在被子里哭，吃不下强子端来的任何食物。事后张洪感慨，“生命是被动的，有再多的钱再强的团队都左右不了天气。”

2021年5月19日，也就是当年最后一个攀登珠峰的窗口期，夜里，张洪、强子、摄影师以及其他几个夏尔巴向导出发了。之所以选择夜里，是因为夜里气温低，冰川稳定。

沿途纵横交错不计其数的冰裂缝是危险的存在。强子指挥，张洪用脚来回反复试探，再用登山杖确定位置和稳定重心，有时张洪需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才能跨过别人一步就能过去的冰裂缝。

更长一些的裂缝，则需要借助横梯。

梯子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两只并拢的脚掌，两根横梁之间的距离，刚好能容纳冰爪脚尖和脚后跟卡进齿缝间，跨一步，插进缝里面，提起脚，再跨一步。横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两头用冰锥和绳子固定在岩冰上，走起来摇摇晃晃，两边只有绳子作为辅助保护。

这就要求张洪每跨出一步都必须全神贯注、准确无误，落脚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过大过小，哪怕只是一厘米，就可能掉落冰缝。“那个时候你靠不了任何人。”

冰缝下面往往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裂缝，看得见的人虽然利于卡准横梯的齿缝，但夜晚低头行进的时候，看着脚下白色冰壁中透出一股冰蓝的幽暗深渊更令人害怕。

张洪队伍里的夏尔巴就曾发生过意外，掉进了10多米深的冰缝里，团队合力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幸好没有大碍。他们也曾在路上遇到登山者尸体，强子会瞒住张洪，让他误以为只是在和迎面相遇的人让路。

四天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海拔8000米的四号营地，等待最后冲顶的时刻。

登顶之后

在珠峰攀登史上，超过90%的死亡事故是从海拔8000米开始的。

位于尼泊尔的珠峰南坡4号营地，海拔8000米，被攀登者们称为死亡地带，真正的生命禁区。

2021年5月23日晚，冲顶出发前，强子再一次弯腰帮张洪紧了紧卡在高山靴中的冰爪。直到攀登十个小时后，氧气瓶泄漏，剩下的旅程强子退出。

第二天上午11点，张洪登顶。他记得，出发前，营地指挥沃吉达·艾迪对他说过，“顶峰不是最终的目标，登顶只是一半路程，你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大本营。很多人只想着登顶，他们一直使劲往上，用尽了所有力气，登顶后他们欣喜若狂，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故都是在登顶之后发生。”

张洪牢记这番话，他简单拍完几张照片以后，就催促向导赶快下撤。

下撤的路上，风雪猛烈，张洪不记得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之后，他筋疲力尽，甚至陷入了短暂失温，“眼睛刚刚闭上就一下子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服。”不冷了，外面的狂风也听不到了，全身细胞放松了，身体好像飘起来。

没有沉浸几秒，张洪被夏尔巴唤醒，睁开眼依然是暴风雪，身体依然发冷，张洪意识到，一旦闭眼，可能不会再醒过来。在夏尔巴的帮忙下，张洪强忍着极致的疲惫起身，继续前行。

5月27日张洪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南坡大本营。那一天，他吃了很多东西，饼干、奶茶，直到脱去冰爪，双脚彻底回归大地。

2021年5月24日张洪登顶珠穆朗玛峰，夏尔巴向导和张洪（右）合影。受访者供图

在拉萨的夏琼也在第一时间接到登顶成功的电话。回想告别前，她曾和张洪拉钩盖章，她在车下，张洪坐在车上。隔着车门，她声音哽咽，流着泪对张洪说，“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来，你自己的老妈你自己回来养，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回来教！”

张洪戴着墨镜，脸上看不出表情，沉默。关上车窗，行驶百米后，他在车上默默流泪。

他的承诺，做到了。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