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版本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张士英 李苑 邹兰斯
他是我国石油开采专业首位工程院院士，院士登记表里这样评价他的工作：“这些工艺，都是世界上油田开发意义重大、难度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技术”。
国际小行星中心将21023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德民星”，命名公报中如是介绍他的身份：中国油田分层开采和化学驱油技术奠基人。
王德民为化学驱三次采油及油田所需多用途表面活性剂研究付出很大精力。资料图片
见到84岁的王德民院士时，他刚动过腿部手术不久，步履还有些迟缓。
“不影响工作！”问起手术，他满不在乎，身姿依然笔挺。
“荣誉只代表过去！”说起成绩，他轻描淡写，面庞清癯冷峻。
唯有和记者聊起石油，他才滔滔不绝，眉宇间渐渐透出一股俊朗少年之气。自从23岁来到大庆，他始终在和石油“过招较劲”，也不曾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到大会战前线去，为国家拿下大油田！”
“那时常说‘百废待兴’，这些都是最‘待兴’的”
1960年隆冬，松嫩平原滴水成冰。王德民和几位工人扛着100多公斤重的绞车，从一口油井挪向另一口。
他们要用绞车把测试仪器送到井下。可严寒中井口冻死，仪器下不去。
怎么办？王德民和工人们解开棉袄包住井口，又把冰冷的防喷管抱在怀里焐热。等原油化开，仪器下井，嘴唇早已冻紫了。
此时，他刚到大庆4个多月。
中瑞混血的王德民，生于河北唐山，后举家迁至北京。自小家境优渥，父亲曾任同仁医院副院长，母亲在高校执教。出生5个月，日寇发动“七七事变”。童年时期，战乱成为他最深痛的记忆，“国家不强大就会被欺凌”的意识，也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德民升入汇文中学读初中。高二那年，学校组建以新中国兵器工业开拓者吴运铎命名的“吴运铎班”，品学兼优的他成为其中一员。
第一次听吴运铎来校作报告，他深受震撼。
“题目是《把一切献给党》，讲了7小时。我和同学们泪流满面。”王德民把这位“中国保尔·柯察金”的事迹重温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信念刻在心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祖国献出一切！”
1955年高考后，甲等生王德民挥笔写下七八个志愿，专业几乎全是石油、水利、钢铁之类。原因很简单——“那时常说‘百废待兴’，而这些都是最‘待兴’的”。
北京石油学院录取了他。当时中国石油极缺，老百姓把汽车用的汽油、点灯用的煤油都称为“洋油”。西方专家有关“中国贫油”的论断，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头上。
五年大学生涯，王德民学到了许多采油科技知识。大三实习，还参加了川中石油会战。“结果让人失望。国家寄予很大期望，但这里很快不出油了。”他说，“我切身体会到，搞石油太难！但越难，越需要有人做，越要靠科学。”
毕业前夕，石破天惊的喜讯不期而来：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横空出世，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展石油大会战，新中国将“贫油国”的帽子一举甩进太平洋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石油学子们欣喜若狂，“大家敲脸盆、唱着歌，喧腾了一整夜”。紧接着，王德民的同学中有一批被派往大庆。随后，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大庆是一片“奋斗的热火”，汇聚了王进喜等一大批舍身奋战的“铁人”，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打出一口口新的油井……
王德民激动难抑。终于等到毕业，他放弃留校机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庆：“搞石油不去油田，何谈报效祖国！”
“大庆等不得，我也不怕那么多了”
王德民工作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油田地质室测压组实习员。
时值大庆“测压会战”，目的是弄清数百口生产井的地层压力。然而，国际通行的测压法“赫诺法”并不适用，测压偏差很大。
中国得有自己的测压法！王德民发起攻关。
白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刨两口饭就开始自学热传导数学、水力学、俄文，直到凌晨两三点；夜里穿越大片苞谷地去图书室借书，被敲门声惊醒的图书管理员好心提醒他：这片地界晚上有狼……
几个月过去，王德民系统掌握了国外各种测压法，无数次推演隐隐有了答案。
1961年2月14日，除夕夜。油田发给每人半斤白面、一碗肉馅，让大家包饺子。
喜气洋洋的职工食堂里，王德民看着手里的面粉和肉馅，皱起了眉头。
“这不得把大半天‘包’进去？不行！可我也饿啊。”灵机一动，他把面粉擀成两张“大饼”，捏了两个特大号“饺子”，煮了半小时，便不顾生熟捞起来吃下肚去，回到宿舍继续奋笔疾书。
灵感，在辞旧迎新之夜冲破最后一道屏障。王德民推导出了中国第一套、世界第三套不稳定试井测压公式！从此，被命名为“松辽法”的公式在全油田应用，精度比“赫诺法”提高两倍。
其后十余年，王德民接连研制出多层试油、油水井分层测试等工艺，助力大庆油田二次采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他的过人胆识，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用直径2.2毫米的钢丝替代大型通井机，实现了测试仪器钢丝化投捞，既经济，又灵便。
研发偏心配产、配水器，解决了同心配产器“取一层须拆所有层”的弊病，配水合格率提高40多个百分点……
“特殊年代，每次请战都冒着‘白专’风险。何况，我还有外国血统。”王德民感慨，“但大庆等不得，我也不怕那么多了。”
“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春潮澎湃，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此时，大庆油田已保持10年稳产高产。
怎样再稳产10年甚至更久？必须开发新储量。
新储量是有，但开采难度极大——与国外油田一般只有几个油层不同，大庆油田油层少则80多个，多则140多个，其中1/4是0.2~0.5米的薄油层，国际尚无开采先例。
“中国人来开这个先例！”又是一番夜以继日。两年后，王德民牵头研制出“限流压裂法”，可一次压开20~30个乃至70个薄油层，使低渗透层变成了可经济开采的油层。大庆油田地质储量猛增7亿吨，“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王德民并不满足。此时的大庆，采收率40%，已到水驱的极限值。他把目光投向世界性难题——化学驱三次采油。
很多人劝他慎重，因为国外权威早已断言：三次采油是“未来技术”，目前无法实现。
“不干怎么知道呢？就要在‘没希望’的地方找突破。”王德民研究了美国应用化学驱失败的大量案例，列出8大类、200多项课题，形成了周密的试验思路。
方案终获批准。十年艰辛，1996年，聚合物驱油技术在大庆推广，世界纪录随之诞生——中国成为首个实现化学驱三次采油大规模应用的国家；大庆石油采收率近70%，远超发达国家45%的水平。
王德民仍未止步，又率先向四次采油发起进攻。
“大庆石油含水量越来越高，采上来100吨液体，98吨都是水。”王德民解释，“我们开发出同井注采工艺，在井下油水分离，只采石油不采水，成本降幅巨大。”
又是十年呕心沥血。2020年底，同井注采顺利通过验收。王德民期待着它推广应用，“引发一场全球老油田复采的大变革”。
“你说，我能停下来吗”
耳濡目染间，一种热爱在传承。
王德民的儿子王研，是看着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长大的。那种专注，让他从小就对石油产生了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大庆油田，一步步成长为采油二厂总工程师。
说起父亲，王研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严。“父亲不苟言笑，对工作、生活极严谨。我儿时难免抱怨，后来走上这条路，才理解他。”
科研是父子间最好的交流。同井注采，王研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年迈的父亲不再常到井边，但每天的电话雷打不动。“有时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小到一个零件的构造，大到整个系统的计算，都不容分毫偏差。”
这种严，王德民科研团队成员、东北石油大学教授马文国感受至深。
“王院士从不听‘左右’‘大概’。”马文国说，“一次路遇，他问：实验数据有什么变化？我说，‘和上次差不多。上次数据好像是，是……’院士脱口而出：‘6.51！你再测几次，认真分析。’我又佩服，又惭愧。”
王德民最严厉对待的人，是自己。
早年间，相貌堂堂的他却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一身工作服，脏了没工夫洗，也没几件可换；头发长得遮住了眼睛，也舍不得花时间理；常年熬夜伏案，鼻梁上架起厚厚的近视镜片。
后来工作愈发繁重，他恨不能“一分钟掰成两半用”。为省下烧开水冲泡的时间，索性干吃奶粉、咖啡粉充饥提神；不慎摔断腿，住院三天就回岗位；应酬交际极少参加，中午总是自带面包、水果在办公室吃，省下去食堂的时间……
“他算过，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就是每天8小时、每周5天的2.1倍，相当于把为国家工作30年延长到60多年。”东北石油大学教授吴文祥回忆。
由于自小英语流畅、口才出众，王德民在新中国石油国际交流中被推到前台，荣获国际石油学会“三次采油先锋奖”等诸多奖项，也多次收到出国工作的邀请，而他“根本没动过这个念头”。“我的成就都是中国的。”他说，“正因为中国还不富裕，才更需要我。”
大庆，是王德民许下一生的地方。退休后，他本可以回到北京，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与哥哥姐姐等亲人相伴终老。但他舍不得离开大庆，因为，“哪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大油田，让我随时去研究？”
少年时代，王德民曾在北京市中学生短跑比赛中获奖。这位昔日的运动健将，如今把科研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竞速跑，拼尽全力，也要跑赢油田的衰老速度。
“四次采油、绿色采油，还有一堆事情等着啊！”望着远处的油田，王德民问记者：“你说，我能停下来吗？”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1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