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版本“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这是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写给樊锦诗的颁奖词。
樊锦诗，1938年7月生，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接受记者采访时，耄耋之年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跟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当记者问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她会怎么说？樊锦诗停顿了片刻，轻轻说出7个字：“我心归处是敦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年轻的樊锦诗根本没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到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作，更不会想到一去就是50多年。
回忆起最初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我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我就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诞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无价之宝，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宝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从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老一代莫高窟守护者们大多是名校毕业生，他们舍弃了大城市的安逸生活，自愿来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莫高窟几乎是废墟，洞窟里堆满黄沙，有的根本进不去。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信息也特别闭塞。
当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女儿工作分配的消息后，担心她羸弱的身体无法适应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就给学校写了封信，恳请北大不要派她去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
可这封信被樊锦诗悄悄扣下了。
樊锦诗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我选择去敦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敦煌的美震撼人心，敦煌的苦同样令人心惊。
“初见敦煌，惊艳无比。可只有真正留在这里才知道，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却是飞沙走石、黄土漫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樊锦诗感慨，“和北京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一个20多岁的姑娘头皮发紧。没有电，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自己去，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衣食住行苦，工作更苦。每天进洞去做研究，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樊锦诗，哪里见过“蜈蚣梯”啊！一根斜立在崖壁上插着树枝的木杆就是“蜈蚣梯”。每次爬它，樊锦诗都心惊肉跳，在梯子上左摇右晃。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正瞪着她。樊锦诗吓坏了，以为是只“狼”，赶紧关上房门。等到天亮，开门一看，才发现原来那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不过，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前辈们已经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工作生活了20余年。
樊锦诗深受触动。“他们治流沙、搞临摹、做研究，为研究院打下了坚实基础。”樊锦诗说，“他们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此，守护敦煌是我一生的志向。”
“我为敦煌尽力了”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樊锦诗最初的任务是编制莫高窟考古报告。毕业离校前，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曾专门找她谈话。他郑重地对樊锦诗说：“你去敦煌一定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对考古而言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如果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汉书》没有，研究考古，人家肯定还是要你以考古报告为证。考古报告之于考古，就像二十四史之于中华历史一样。”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又是谁做的……
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走遍了735个大小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2011年，她历时40年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改，这是樊锦诗现在最惦记的事。
“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樊锦诗说，“到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的编撰工作才快结束。”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婚，当时的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虽然成了家，但夫妻二人过着天各一方的日子。
樊锦诗说：“我丈夫明白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已无法舍弃敦煌。”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年，彭金章决定舍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陪妻子扎根敦煌。结婚19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团聚，那时的樊锦诗年近五旬，每天仍忙碌不休。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震撼，直到那时我才对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和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以及文物保护与法律等知识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樊锦诗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莫高窟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看着日益消逝的壁画、塑像，樊锦诗很焦虑。
如何在抢救性保护的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文物的原貌保留下来呢？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数字化”。“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但是‘数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他们的原貌。”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经过不懈努力，2016年5月“数字敦煌”上线，高清数字化的敦煌图像向全球发布。游客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看到莫高窟的清晰全景，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西部旅游发展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樊锦诗为此十分头疼：“游客多了，莫高窟的窟内温度湿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她开始顶着压力控制游客数量，可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旅游和文物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在中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行“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游客可以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将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久利用”是樊锦诗给“数字敦煌”的定位。而在这项巨大工程最终落地时，樊锦诗已经78岁。
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樊锦诗用尽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瘦弱的身躯里，包裹着一颗倔强的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樊锦诗用一生的痴守，诠释了她这一代人为国家担负的使命，也诠释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精气神。
她对记者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守护敦煌，其实是一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接力赛”。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触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开启了守护敦煌的这场“史诗级”接力赛。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中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被彻底扭转。
在此过程中，樊锦诗的付出和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在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半个多世纪里，她获奖无数。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到“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从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再到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荣誉虽多，但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淡然与谦逊。
在樊锦诗看来，这些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事的。她只是作为代表，代表一代代坚守大漠、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的“莫高窟人”去把荣誉领回家。
樊锦诗说：“‘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16个字是我概括的‘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相较于莫高窟的伟大，我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莫高窟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我才仅仅守护了它50多年。”樊锦诗说，“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把守护莫高窟这根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樊锦诗说，“更多的事业还要靠年轻人去做，我希望年轻人能继承‘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断探索前进。接力棒总要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